Category Archives: 风物志

“我的专业有不同的名称，Speech-Language Pathology（语言病理学）、Communicative Disorders（交流障碍）或 Communicative Sciences and Disorders（沟通科学与障碍），也可以叫 SpeechTherapy。我是这个专业的教授，就是想跟大家说，SLP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就业前景很好。” 在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大学城，活跃着一个叫作“左邻右舍”的公益组织。这是一些在这里读书或作研究的学生学者，有感于自己当年在选择专业时期经历过的那些迷茫与困惑，结合现在的亲身体会，愿意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周末在公共图书馆的公开讲座，把自己的专业介绍给别人。他们为家长和学生介绍不同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职业发展方向。对美国的华裔后代或者访问学者子女来说，是多了一个横向对比，即了解更多专业的机会。 闫瑞霞教授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 Misericordia Univrersity（米塞里科迪亚大学）和 NorthCarolinaCentralUniversity（Durham）（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任教。在美国大学体系里为终身职教授们特设了一段“带薪假期”，正在休假的闫教授看到“左邻右舍”微信群里小伙伴儿们聊各个专业聊得热闹，她就直截了当地在群里发声，写了上面的这段留言，推介起自己的专业来。 约谈很顺利，闫教授是个干练爽快的人。对于自己从事这个专业的未来发展，她直言：“就业前景和‘钱景’都非常好！”回溯自己是如何在大洋彼岸找到这样一个对于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专业，并且乐在其中，进而开启自己的美丽人生，闫教授说：“只有不禁锢自己的思想，Bealwaysopen-minded（保持开放的思想），主动去问、去寻找、去探索，才会有更美好的前途。” 发声，是一切的前提 航（刘航）：闫教授，您好！您是目前唯一一个接受我采访的非北卡州大学里的教授（采访当时，闫瑞霞教授尚在宾州任教）。但听您介绍我才知道，您算是 UNC的家属。而且我也刚刚了解到美国大学教授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如此幸福悠长的假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怎么一回事？ 闫（闫瑞霞教授，以下简称“闫”）：哈哈，我目前也在北卡中央大学做客座教授，所以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北卡州的教授。我 2013年被评为终身教授，这段时间我是因为 Sabbaticalleave（学术休假）而有机会在这边。在美国大学里，拿到终身教授后每 6年左右（不同的学校可能稍有不同）就可以申请这样的带薪休假及作研究的机会，通常休假时间是一个学期。这个空闲时间相对宽松，但也要进行科研工作，像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紧张地筹备我们年末在洛杉矶召开的年会，我和我的研究生这次在大会上有 4个研究课题要发表。我们的研究课题涵盖自闭症、多动症、平板技术对言语治疗学临床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航：从您能主动在微信群里出来发声介绍自己的专业，并且毛遂自荐到专业讲座上当嘉宾演讲，足见您的性格与为人。在美国这样一个推崇演讲的社会，敢说话、敢发声大概是办好事情的前提。反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保持沉默”或者说“心里有数嘴上不说”，似乎才是人际关系的相处之道。微信上您寥寥介绍了几句，我忽然想到，不光在病理上，其实在心理上，很多人其实也有您所说的这个“语言障碍”……对这个专业，您还是赶快给我们个正解，别让我这个外行在这儿肆意胡乱发挥把读者带跑偏了。 闫：语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是由言语治疗专业人员对各类言语或语言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一门专业学科，在中国，这个专业被称做“言语治疗学”，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美国尽管发展比较成熟，但也是较新的领域。我举几个言语障碍的例子，帮助大家了解我们专业，比如构音障碍、口吃、失语症、语言发展迟缓、读写困难、听力问题所致的言语障碍以及大脑损伤所致的言语障碍， 等等。 航：您只在高校里研究这门学问？那么实际的矫正工作还是要交给临床的医生是吗？ 闫：我不光搞教学、作科研，因为我取得了美国言语——语言障碍的诊疗资格证，所以还要从事临床工作，直接面对患者。在我们专业，临床工作的专业人员被称做言语治疗师，针对患者的言语障碍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工作。我们专业的毕业生一般在学校、医院、诊所、研究机构都能找到就业岗位。 航：今天约您算赚了，不光约到一位老师，还约到一位医生。普通人听说“语言听力障碍”，感觉就是说不好话，能直接理解成“口吃”吗？ 闫：口吃患者只是言语障碍的一个群体，言语障碍包含的面很广。研究显示，中国现在存在语言听力障碍的人群数量很大，近年有个统计数字大概有 1.8 亿人。年龄分布贯穿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终老），儿童和老人占据极高的比例。中国残联 2006年统计结果显示：8700多万残疾人士当中有 2700多万是听障人士，而且每年还会新增 3 万听障新生儿。更近一点儿的 2012 年统计，中国学龄前儿童 10% 有言语和语言障碍，其中包括患有自闭症、脑瘫、智力发育迟缓、腭裂、口吃等，这些疾病的患儿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 航：所以你们的研究和服务对象还不仅仅是儿童？ 闫：我们面向各个年龄段服务，比如说老年人也是我们服务的重点。在中国，68% 的老年人（60周岁以上）表现有明显的吞咽障碍，脑卒中患者 1/3会出现失语症，另外，阿尔兹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喉癌喉切除术后不能发声、嗓音障碍、口吃、“大舌头”、脑外伤、脑炎、帕金森、退化性疾病等都会导致言语障碍。但目前中国对于言语治疗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还显得严重不足。 航：听您这么一说，言语障碍的表现实在太多了。我们老家一些地方演出里粗鄙地模仿所谓“磕巴说话、脑中风后遗症”之类的，其实生活中都是饱受这类问题折磨的痛苦患者。 闫：是的。有些言语障碍是病理性的，但有些是功能性的。比如咱们刚才通电话时你说的那句“I see you”，“see”这个词里“s”的正常发音应该是气流从嘴的中间部位发出，但有的患者尽管没有任何病理方面的问题，但气流就是会从嘴角两边发出，这就不对了。 航：我发错了吗？ 闫：您没发错，但有些人是发不出来的。再比如说玫瑰花这个词“rose”，有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会把第一个音“r”用“w”来代替，“rose”就成了 “务丝”。 航：哎……您说到了我的痛处！我是东北人嘛，可能从小顺口溜就没背好， “4”和“10”我就永远分不清，看来我也有必要去您那儿治疗了。 闫：您说的这个是发音受方言的影响，这属于言语差异，不属于言语障碍。 航：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回去抓紧练。您这个学科在大学里是在医学院吗？ 闫：言语障碍诊断治疗学在我们学校是分属在健康科学学院下面，有的学校把它划分到教育学院下面，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划分。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新专业，好前景 ——闫瑞霞教授推介言语治疗学专业”

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与蔡泳教授谈社会学，是一个逐渐认清生活的过程。 蔡泳教授是成功进言国家领导人，请求开放“二孩”生育政策最终报告的主要草拟人之一，学界有人称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北卡罗来纳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蔡泳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尤其对于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当今世界的多国人口政策，他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多次撰文，及在各种国内外学术活动中呼吁中国要调整人口政策，警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2017 年金秋十月，国庆与中秋佳节重合当日，国内正是举家团圆赏月的时段，蔡泳教授应邀在办公室如约等候，与笔者就中国人口政策历史性改变的前前后后、社会学学科特点以及青年学子投身社会学应做哪些准备等问题展开了对谈。 由传媒、阅读方式的改变引出“社会体系”这张无形的网 航（刘航）：蔡教授，您好！感谢您在国内正是赏月的这个时段，跟我一起坐在美国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聊天。想想还蛮有趣。 蔡（蔡泳教授，以下简称“蔡”）：是呀，中秋节快乐！你怎么样？来我们新闻学院访学？是一家人一起来的吗？孩子多大啦，就一个？ 航：哈哈，您不愧是研究人口学的。是的，我就一个小女儿，刚刚三岁， 一起来美国了，早就听说您的研究，我们之前不能生更多孩子要怪您的研究成果出来得太晚呐，当然这是玩笑话，您也一定知道坊间流传的另外一个笑话， 就是说“当年我们正年轻的时候，国家政策也强硬，如今国家政策松下来，我们也……” 蔡：看你给我发的访谈邀请，你之前是在报社做了十几年的记者？ 航：是的，十三年，我们当年入行的时候是传统纸媒的黄金年代，光北京就有七八家都市报，十几年下来，尤其最近几个月，整个行业都在重新洗牌。 蔡：的确，纸媒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在走下坡路了。我目前还看报纸，订了《纽约时报》，但说老实话，是源于一种习惯使然，真正看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新闻事件，早晨拿起手机，在 Twitter或者是微信上就基本都看到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气泡”，现在互联网很容易就掌握你的好恶，你感兴趣什么，早晨打开页面它就给你推送什么，这看似方便，但是回想之前没有 Twitter的时候，我们看报纸，总能读到分析比较深入的文章，或者你平时不大关注，却偶然跳到你眼前的陌生领域内容，这其实是拓展生活、知识面很好的方式，但现在这种机会就少了，这其实特别可怕。（大数据）给你做了一个好看的 bubble（气泡），它让你看不到外面的东西（世界）。 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更方便了，但往往是被网络绑架了。 蔡：其实岂止互联网，习惯性的路径依赖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人都喜欢跟与自己态度比较接近的事物多接触，这就造成了视野的狭窄。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的确给不同的声音发声提供了条件。比如，2017年 10月 1日发生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有人上来就说这是枪支的问题，另外一拨人就说这跟枪没有关系。如果是在一个群里面，两个不同观点的人就会打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事搁在前几年，你只是看报纸，就没有机会与不同观点的人在网上论战。 航：互联网时代的读者和内容生产者，一方面在不断地学习适应这一套规则或者说玩法，另一方面也在被规则所束缚，变得固化。 蔡：因为我们通常讲到一个人最终的成就，看到的是他的个人努力和禀赋。但社会学方面讲的是这个社会，整个机制的安排，对你个人生活，乃至人生的影响。比方说生孩子，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生孩子生得那么少？当然这件事更多是个人做的决定，但我们的传统社会观念里讲了千百年“多子多福”，结果一下子变成现在恨不得一个都不生……那么背后是什么因素，这就是社会学要研究的东西，深入研究下去不难发现，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发生彻底的转变。 航：社会结构能直接决定生几个孩子？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蔡：原来孩子生下来，长到十几岁就结婚了，他本身的心智还没完全成熟， 或者说是在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刻，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律性的东西就像套模子一样给你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就开始生孩子，而且是没有任何节制地生。 航：怎么没有？不是一直有“措施”吗？ 蔡：那是现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就没有“避孕”这么一个说法。所谓的“避孕措施”是不管用的，真正管用的，是一些社会性的、风俗性的东西。比方说“什么时候，不可以做什么……”“母乳喂养在中国一般要一年时间”，这些真是特别管用的，所以起作用的通常是这些习俗性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要真正弄懂这些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你就要去认真研究这方面数据的中西方比较。 航：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肯定包含着习俗在漫长岁月里潜移默化的影响。  蔡：那么你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家庭平均生 6～7个孩子，这个背后有生物学的问题，在西方平均会生 8～9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很重要一个差异就是中国母乳喂养的时间长，母乳喂养这个阶段是不会怀孕的。而且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还有一个隐性的观念是“儿子结婚了，那么上一代就不应该再生孩子了，行房就会减少”。所以就形成“开始早、间隔长、结束早”的现象，于是平均下来，那时一个中国家庭一般生 6～7 个孩子。 航：西方人生养观念真和我们不太一样，体质好像也不同，大街上一看，还没满月的娃就带出来逛街啦！ 蔡：是不一样。西方人在生养方面一般开始的会晚一些，结了婚的人平均生育率会比中国高，哺乳期很短，所以就会一直生下去，生到差不多 45岁。那么西方人最后平均会生到八九个孩子。这个东西是个人在做选择，用费孝通的话来讲就是，一套生育制度已经安排好了，人只是在这个模子里面走。 航：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目前塌陷式的人口状况是跟政策，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递进的进程息息相关的。 蔡：对，政策有作用，但其实很小。举例来说，中国台湾，基本上全世界（生育率）最低，（一对夫妻平均生）1.1～1.2（个孩子）。他们没有执行相应的政策吧，也没有强制性措施吧！再有中国香港，也一样；新加坡，也一样；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一样。再看我们身边，美国的华人（平均生）1.4～1.5（个孩子），远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这背后是中国对教育的重视，不管是对人的出路，还是对社会的进步，总之中国人认为教育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 蔡泳教授在办公室 航：越来越重视教育，所以就越来越求“质”，不求“量”，是这个意思吧！ 蔡：现在的情况是重视到了“拼”的地步。别说上大学，上幼儿园就要这样拼。前几年工作的原因，我还带着小孩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现在幼升小，那么小的娃娃，就要认识一千个字……那么你说在这么个环境下，你怎么可能生很多孩子呢？ 航：我们坊间流传着“鸡血孩子”的说法，说的是孩子的家长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在揠苗助长，唯恐输在起跑线上。 蔡：所有东西都是有外部性的，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了作用，放松后有的是两个孩子，有的还是一个孩子。那么一个孩子的家长，经济上我们想当然地觉得他就要相对宽松一些，他就一根独苗，肯定要像你说的：精养。于是就开始送小孩子学钢琴，送小孩子学奥数……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会让别人有压力；第二，他会让市场上这些课程的价格一下子上去，对吧？ 所以你在这种环境下，你说“哎，我的小孩子‘散养’吧，‘放羊’吧，‘快乐童年’顺其自然吧”，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航：那么提倡“晚婚晚育”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结构的框框，对吧？ 蔡：从高校扩招，到恋爱结婚时间的约定俗成，再到连年攀升的就业压力， 大城市的房价，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大潮……一环套一环，这导致现在的年轻人 “早育”几乎变得不可能。那么晚育，回到最基本的人的生理年龄上来讲，本身对生育数量又是一重严重的影响。现在，尤其是二胎解禁以后，有不少大龄夫妻 都选择了胚胎移植，体外受精，俗话讲的“试管婴儿”。那么有一个实际生育成 功率的问题。这方面从研究上来说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有个研究：就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来讲， 控制母亲的年龄非常重要。他们做了对比试验：一组是用的希望受孕的高龄妇女本人的卵子，一组是采用社会捐献的卵子。大家都知道，一般捐卵的，捐献者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同时，父亲一边的年龄就都是比较大的，这个一样。结果如果是用外面的，那很明显最后成功受孕的概率就高很多，但如果用自己的，一般（妇女）35 岁左右，这条指标线就真是掉得很明显。 航：我们感动于中国人波澜壮阔的生育历史，看了莫言的小说《蛙》里的描述，反观如今我们国家的生育现状……当然，小说是艺术作品，不能真正当作历史纪实来研读。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认清生活 ——开放“二孩”政策进言者蔡泳教授谈人口与社会学”

2017年 11月 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年度院士增选结果。癌症生物学家， 杜克大学终身教授王小凡当选为外籍院士。人们熟知王小凡，不仅因为他在肿瘤微环境、癌症转移分子机制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贡献，更由于他长期以来在不断推进中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 北卡州温和的初冬下午，王小凡教授如约在杜克大学的实验室里等候我们。简单寒暄之后，王教授就开启海外留学路之前，学生与家长必须看清想透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王小凡教授 科研队伍要人尽其才 航（刘航）：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对您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表示祝贺！在我们眼里，科学家、教授一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可能是我最近一直在做海外教授访谈的缘故，连我三岁的女儿现在跟别人聊天都在宣布：“我将来要当教授！”但我们看到，您近年来力主的中国科学评价体系改革实际上是在优化科研队伍的组合，这是为什么？ 王（王小凡院士，以下简称“王”）：我们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把适合担任引领科研课题组的研究人员选择出来重点支持。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 130万人的科技队伍，但实际上其中人员的结构布局有很多问题。突出的是科学家队伍过于庞大，需要精简优化，从而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王小凡于 2017 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航：有些科研人员不适合引领科研课题组，去干吗？ 王：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需要成为引领潮流、进行原创性研究的科学家。有的科研人员可以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有的可以去从事辅助性科研工作，如服务于仪器技术平台；有的可以进行具体的成果转化。所有这些工作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因此人才评价标准需要多样化，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 航：之前单一的标准是什么？ 王：以往大家都抢着跟风做热门课题，从而能在有影响的期刊上发文章。这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和投入，最终被几个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编辑按个人对某些领域的喜好来引导和决定。这种状况十分危险。 再有是对海外文凭的过度迷信。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研究所，也是只要在国外拿到博士、博士后的学位一回去，就直接给正研究员、正教授的待遇，这是不合适的，需要在遴选和提升制度上补课。另外，多年因循的“教授终身制，科研人员铁饭碗”也无益于科教队伍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航：这对于仍幻想靠海外文凭回国扎进高知队伍，想着从此就进入保险箱的人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 王：在国外读研究生、当博士后做得很成功，并不代表你能够当学术带头人。如果我们把他的职称、待遇定得过早过高，又几十年只升不降，那么这些地方必然人满为患，真正好的科研人员反而进不来了。中国很多地方的实际状况就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不停修新楼，修完马上被填满。国家现在也觉得受不了，肯定不能老靠扩大规模、修新楼来解决问题。这一点，中美两国面临同样的问题， 中国更突出一些。不早解决这些问题，将陷入恶性循环，无益于科学发展，也存在重大的经济风险。 航：130万人的科技队伍……对比成果产出来说的确不难想象，这里面滥竽充数的人和项目有多少。 王：所以当年我回国到有关部委反映调研结果，领导们都大力支持关于人才遴选和提升制度的改革。他们说：“你讲的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他们看到底下一些科研院所和学校，就是不断向上反映说教授和课题组长位置不够、国家支持科研的资金不够。可是国家再拨多少钱也会被很快吞掉，却没有显著的科研产出或人才布局的提高。有统计数字表明，一些单位科学家和教授目前年平均工资三十几万元，这不低啦！国家已经给了很多钱，但缺乏遴选与提升的科学制度就会降低科研领域投入资金的效果。 航：听您这么一说，科研队伍的问题似乎很严重。我们的读者大多是留学生或准留学生，真不知道他们还要不要往这个“看上去很美”的领域挤。 王：当然，我们的正面宣传也要加强，现在还很不够。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现在我们科学家做的好多事情，社会上也不见得知道。关键还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标准。瑕不掩瑜，科研教学队伍整体发展还是蓬勃向上的，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推动作用毋庸置疑。 而且我们改革评价体系的宗旨是“优化调整用人机制和岗位职能”，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国家科研投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为了帮助每一个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力与优势。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也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欢迎。比如一次我们到国内某研究所去做测评，有一个导师就跟评估组说：我求求你们了，给我解除之前这个非要让我带研究生的要求吧，我本身是做平台的，结果现在我有二十几个学生，每个都要发文章，这种规定让我们“压力山大”，搞得两边都做不好。 航：很多教授就是所在院系的招牌呀！我们当年上课，也是冲着名教师、大腕儿的课去选。这个观念要改变，看来不怎么容易。更何况万事开头难，您的测评，一开始是如何开展的？ 王：最早是中科院从 2005年开始做的，但从 2008年开始系统性地做这一工作，通常是由我牵头组成根据被评对象的科研领域遴选的海外专家团队。针对研究型大学，我们以清华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为起始点，并先后在北大、上海交大、复旦、浙大等五所顶尖大学展开科学评价体系改革试点工作。在中科院，我们系统地评估了十多个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院所，有些所每五年评一次，已评过三次了。一个研究所，几十个研究员全部过一遍，每个人都要有完整系统的测评，最后要分类：是 A类，增加资助；B类的、C类的都有相应的固定经费支持标准；如果你是 D类的，那么你的课题组可能就要面临着关门。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了以人为本，对于不合适作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人员，我们建议他转岗， 就是说我们承认这个人有他的价值，但是不能一直待在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可能要换个地方或去做科研服务、平台管理等。 航：清华大学在这项改革方面也是开了风气之先。那么多专业，新评价体系的制定必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王：建立理科的评价体系还相对容易，不少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工科、文科就挺难的，文科的教授这个说我出了本书，那个也说我出了本书…… 结果一度还闹出笑话。有人建议说互联网上的点击率也要算……我们的评价体系必须要科学、理性，并且对国家科研文化事业发展全面负责，不能只倾向热门专业。工科、文科与理科的学科特点不同，需要进一步摸索最适合这些学科的评价方法。文科中有些冷板凳的专业，也应该设计出合理的评价体系，让该坐的人坐得住，要用实际的政策鼓励支持他坚持下去。这些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航：这听起来是件得罪人的事儿，但又必须有人去做！ 王：重要的是所有的学科，最终都得趟出适合每一学科发展的路来。我时常想到当年讲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确实很有道理。很多东西由于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美国和西方的经验不能全盘照搬。 你向往的美国（西方），正进入一个动荡和迷惘的时代 航：您说现在从美国再回去的博士、博士后我们需要定期评价，通过实践检验进而选择出真正的科研领军人物。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不再全盘推崇美式的高等教育？ 王：美国的高教制度，固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存在诸多弊病，不能不加甄别地全搬回去。诚然美国一流大学里这种启发式的教学，为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提供了成长的土壤，这种把所有人都培养成演说家的互动式教育很吸引人。但从小开始，所有人都这么来教，都是按培养 CEO的模式来教育，这并不完全适应一个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需求。 反观咱们的教育，更多强调“背”。从前还有人说要培养科学家，我说：“科学家是能培养的吗？”科学家的成长过程是需要给他土壤，让该出头的出头，可不是能够教出来的。美国这种教育，的确能够培养人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培养好奇心，这也是成为科学家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把所有人都培养成这样，那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就不见得是适合的。一个社会需要大批能够把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做好的人，但美国这种体系培养不出足够数量这样的人，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问题。 航：所以美国把 iPhone研究出来，然后送到中国去大批量制作。特朗普说要把制造业拿回美国，看来也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王：只有在中国，这种比较高等的技术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也能够比较轻松地找到，在美国大城市里想找到成批这样的人相当费劲。很多人的数学知识可能连我们中学水平都达不到。比如我们招的研究生，如果是美国本地的学生， 常常在做非常基本的运算中都可能出问题！社会上更是这样，我还记得一次我到外地出差，在路边买个汉堡包，付钱找零时，大概就是个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吧， 那个卖东西的小伙子琢磨了半天，又跑到后面去拿了计算器打了好一通，才说了个数，结果还说错了……天呐！这种情况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 航：这大概也需要兼顾平衡吧。未来中国高水平科技原创越来越强，再加上庞大的科技工人基数，或许会在竞争中赢得上风。那么在您看来，除了美国，哪些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做得相对更好一些呢？ 王：德国做得比较好，也比较残酷一点儿，他们的年轻人 18岁的时候就要分流，你未来要上高中读大学的，未来上中专做技工的都很明显地在这个年龄段就分开了。所以这个国家到现在，他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强，制造业做出来的东西，全世界都愿意买。健康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大多数人，需要在各行各业中做高素质的工匠。高等教育方面，多数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一大批素质比较高的人就达到了目的。真正的科学家，需要的是合适的土壤，有这个环境他自然会冒头。再有你看日本，我在很早的时候去过那个国家，当时在新干线换乘站看到在那么复杂的系统里，所有人都有条不紊地按秩序行动，丝毫没有混乱和拥堵。我深有感触，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另外，在柏林墙还没有被推倒的时代，我亲身到过东柏林、西柏林访问。就经济发展而言，当年东德（民主德国）的暗淡萧条与对面西德（联邦德国）的灯火辉煌、活跃繁华直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走截然不同的道路，几十年的时间，僵化的经济制度的确是制约了人的创造力。 航：近年来您对东、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新的反思？ 王：那肯定要有！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越来越强大，也在逐渐找回文化传统的自信，从制度来讲，西方这一套的很多弊病现在都开始暴露。你看现在的美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因为你知道英文的“Democracy”（民主）本来跟一个词在意义上是连着的，就是“Compromise”（妥协）。没有妥协，就相当于瘫痪。最后搞得就是两党我想把你搞下去，你想把我搞下去，执政者根本无暇深入地思考国家的发展战略，整天都是想着如何赢得选举这些事情。这其实是给了中国赶超的时间。同时，他们那些一贯标榜舆论监督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呢，往往又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动辄拿意识形态说事儿。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抬头看路 ——王小凡院士推动的中国科学评价体系改革对未来留学趋势的影响”

根据 US News 或QS 世界大学排名，作为美国最早的一所公立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学术综合排名常年位列全美前 20 名。特别是 UNC 药学院，近年来排名蝉联全美第一，是全世界顶尖药科人才、科研项目的聚集地。跻身这里的华裔专家教授引领着当今世界医药科学的未来走向。药学院药物化学系荣誉教授刘建博士在肝素相关领域深入研究已经超过 25 年，其领导的课题组基于对肝素生物合成相关酶系的研究，开创性地建立了结构均一肝素类药物化学酶法合成技术体系。未来，这一成果可能从本质上全面提升外科手术用血的安全性。 何为肝素 陌生的生命守护神 航（刘航）：刘教授，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您研究的“肝素”是什么给我们解释一下。 刘（刘建教授，以下简称“刘”）：我们都知道，在现代医学临床，面对重大疾病或创伤，手术是最常见的治疗手段。比如开胸类的大手术，必然会有许多血液的需求。尤其像心脏手术，这个过程中心脏是停跳的，医生要把血液从体内引导出来，暂时储存在特定的设备里，并且要使血液跟氧气混合，待手术核心步骤完成后，再把患者的血液打回到身体里，这个过程就是所谓体外循环的过程。 人体非常奥妙，血液本身非常聪明，它一旦离开人体发现这不是它原来待的地方，就马上要发生凝固，如果我们没有抗凝固作用的药物，手术根本无法完成，肝素这种东西的作用就是防止血液凝固。我们用肝素防止体外凝血，也在术后恢复阶段应用肝素。 航：肝素是哪里来的东西？名字里为啥有一个“肝”字？ 刘：你问得很有趣！最原始的肝素，是从狗的肝脏里提取的。实际上，“肝素”本身在药学界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有了肝素，很多以前做不了的大手术现在都可以做了。一个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体外循环大手术，还有一个就是肾透析。肾功能低下的患者，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把血从身体里引出来，通过这种透析机，把引出来的血液洗干净，然后再把血液打回身体。整个过程必须保证血液状态稳定，不发生凝固。患有这种肾病的病人，几乎要每星期做一到两次肾透析或肾代谢。这是很痛苦的过程，花钱也很多，但至少目前的这种透析手段能够保住生命。所以说肝素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 医学生的意外发现 航：这么重要的东西，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刘：发现肝素的过程是个意外。191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工作的二年级医学生 Jay Mclean（杰伊·麦克莱恩）与同学在实验室做实验。他们本来是想找一种东西，用来促进血液凝固。想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人体大规模出血时来止血。于是他们想到要用外界物质介入的方法，根据以往经验的积累，他们就到狗的肝脏中找东西。不久，Mclean发现一种肝脏提取物，在实验过程中加到血液里放置了三个星期，血液不但不凝固，反而凝血过程还因其而受到了阻止。于是他和他的导师 W.H.Howell（W. H. 豪维尔）经过反复论证，确定这种肝脏提取物是一种强烈的抗凝物质，因为是从肝脏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称之为“肝素”（Heparin）。我们知道“肝脏”这个词是“hepar”，中文实际上是直译了这个意思。 航：生命科学真是神奇。 刘：Mclean和他的导师马上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重要意义。显然，在做手术，控制血凝，包括阻止病人形成血栓在身体里挡住血流等场景中，此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物质能够完成这样的过程。血栓一旦发生，那么这个组织很快就会坏死。如果这种物质能够有效地把血栓打开，这就是所有医生梦寐以求的抗凝血药物！这个发现很快受到全世界医学界瞩目，开始大规模研究，差不多在 Mclean发现肝素二十多年以后，肝素才开始正式投入临床治疗当中。 造福人类，不可或缺 航：就是说现在几乎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每一台大手术都要使用肝素来阻止血液凝固，那得生产多少肝素哇！Mclean当年从狗身上提取，这得牺牲多少只狗。 刘：随着科研与临床实践的不断发展，到了今天，肝素这种宝贵的物质已经不再是从狗身上提取，也不再是从肝脏里提取，而是来自猪的小肠。科学家们逐渐发现从猪小肠里提取的肝素量比较高，而且相对来说提取过程也更容易一些， 于是就开始大规模从猪小肠中提取用于临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生猪饲养存栏数量最多的国家，这就不难理解，作为养猪业的一种重要副产品，中国成为肝素供应的世界最大输出国。 航：就是说目前要想得到肝素，就必须有大量猪的存栏。但说老实话，经您这么一介绍，想到手术救命这么需要纯净环境的过程，却非要用到这种来自动物身上的物质，不免让人…… 刘：这个咱们后面详细说。它的提取过程大致是生猪屠宰后把猪小肠上的黏膜取下来，通过技术手段逐渐纯化提取出肝素。中国每年大概有数亿美元的肝素原材出口量，是大宗的对美药原料供应项目。目前最终肝素的精提过程大部分还是在美国完成。大概 1000千克猪小肠里只能提取出 7千克的肝素，量很少。当然，中国这方面的提纯水平进步得也比较快，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内公司陆续可以做一些肝素最后成品。但总的来说，“中国粗提取药物原材料，到了美国再进行精提，最终形成肝素供应各国市场”，这一过程就是目前肝素生产链的固有模式。 为什么要研究人工合成肝素 人类健康要求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 航：您刚才给我介绍的是肝素的历史、现状，那么您的课题组目前研究的是什么？ 刘：这就要接着你刚才说“手术中用到来自动物的物质提取感到不舒服”的话题。在多年的临床应用过程当中，人们发现这种提取物的确有着它无法回避的缺陷。我们现在的外科手术根本离不开它，这导致目前肝素全球贸易一年差不多要到 40亿～60亿美元，是非常巨大的市场。可这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是从猪身体里提取，一直就是养殖业的一个副产品。时代都已经发展到今天，我们全世界的手术台上，还是在用这种提取的肝素。 航：究竟哪里不好？ 刘：首先它不是一个纯的化合物，作为药来说，要直接打到人的身体里去， 需要很精确的化合物，因此它被合成肝素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航：什么是精确的化合物？ 刘：比如阿司匹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化学分子，我们可以清楚地把这个分子式写出来。那么只要做出这个化学分子式，它就是阿司匹林，差一点都不是阿司匹林。但这种提取的肝素，它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化学结构，我们只能说它有一个“大概”的化学结构。虽然它也比较稳定，但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和隐患。 航：是提纯手段还不够高明吗？ 刘：不是。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身体里有蛋白质、氨基酸、DNA，这些东西都统称为大分子，它的分子比刚刚提到的阿司匹林之类的分子要大成千上万倍。这个分子一大，就很难被纯化出来。肝素是一种大分子，但它既不是蛋白质，也不是 DNA，更不是核酸，它是一种多糖类的化合物。怎么解释呢？比如我们吃的糖，要比肝素里的糖简单很多，我们吃的蔗糖（双糖），是相当于两个葡萄糖（单糖）连在一起。肝素是像葡萄糖这样结构的 50～100倍，乃至三四百倍的大小。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多糖的化合物，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办法能把它做到很纯，就像葡萄糖那样一个分子又一个分子地清清楚楚呈现。这就导致纯化肝素的过程中无论如何努力，最终拿到的都是猪身上的一个混合物， 在临床上造成无法避免的风险和隐患。 航：医学发展到今天，老百姓当然希望我们用的药都是医生胸有成竹给开出来的，听您这么一说，你们药学家目前都无法通过控制药品的纯度来完全掌控这个药物，那真是不太让人放心。更何况这是肝素，动辄应用到开胸大手术当中的救命药。 刘：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用人工合成的方法，把这个人类已经离不开的东西给做出来的原因。Continue reading “【留学航标】科学的进步不怜悯旧模式的依赖者 ——刘建教授在 UNC 药学院 研究人工合成肝素”

【开栏的话】 原《北京晚报》资深摄影记者刘航，2017-2018年在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访学期间，稍微适应之后便显露出耀目的光芒来，不是主持华人访学协会的讲座，就是自己办讲座、办摄影个展，不时搞出点牵动学术界和华人社区跨界的大事来。可最大的大事，是他耕耘在北卡、最终大功告成在他回国大约一年后的一本书——《留美航标》。 今年5月正式出版的这本书，是他访谈15位不同领域华人专家、教授的对话实录。上周五正式登记参加北卡凯瑞市议员竞选的刘广亚，就是其中的一位。 身在深圳开拓新事业的刘航，心系北卡和这里的老朋友，当然包括刘广亚。他无偿授权华人头条卡罗来纳站转载这本书上的内容，特别嘱咐，调整 原书的目录次序，从刘广亚博士的访谈开始，以表达他在万里之外对刘广亚及其竞选志愿者团队的敬意和支持。 转载正文之前，华人头条特将刘航本人的后记前置到这里，以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背景。 如果觉得一篇篇看转载不过瘾，或者喜欢闻着纸墨气味一起读书的，后面有二维码，可扫码购买。 华人头条卡罗莱纳站开通不久，经费捉襟见肘。顺带给《留美航标》做点广告，算是对作者付出巨大心血的点滴回报。 《留美航标》后记  1977 年，当曾昭邦抓住人生转机，从被下放的养猪场走进考场，考取了当时并不特别如意的农学院时，如今蜚声国际乐坛的杨慧还没出生。1986 年，当黄教悌通过层层选拔，披荆斩棘最终登陆美国时，今天杜克法学院唯一的华人教师刘广亚还只是个小女孩…… 如果把本书中15 位新时期留学美国先行者的奋斗史叠加起来，几乎能贯穿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这 40 年中，中国从一个经历十年浩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双重匮乏的落后国家稳步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正凝神聚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这 40 年，美国从越战的泥沼中艰难走出，经历了“里根经济学”刺激下的复苏和“星球大战”的梦幻， 再历失业危机、“9·11”事件、反恐、没完没了的“驴象选战”，直到如今的“特朗普时代”……而这 15 个人，恰恰用他们的自身经历、思考和实践，为后来者留美标出了15 盏指明道路的航标。 6 年前，蒙清华大学出版社宋丹青编辑看重，我得以将当时在新闻采编一线采访 8 年的心得感受以图文书的形式集结出版。在《摄影记者私房话——镜头中看草样人生》中开始了自己记录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视角的历史探索。而今有机会第二次合作，感动的是，我们平时各自经历生活五味，没事也没什么联系，一旦在创作上有了灵感，即使远隔重洋，仍能一拍即合，流畅沟通，默契配合。 直到上周，我收到王小凡院士认真校对后反馈回来的文稿，看到这 15 篇访谈全貌，确信这是几代中国赴美留学人经验与人生思考的干货总结。我意识到身处传媒方式革命进行中的自己，尽管来到大洋彼岸，但仍然在做和 6 年前、10 年前、14 年前一样的事情。不过彼时更多用影像表达，这里更多是文字呈现。真正希望实现的突破，是此书能够成为帮助和指导留美学生的工具，如果学生和家长们能从书里得到些收获，那就是笔者最大的欣慰与荣幸。 本书之所以能成稿，离不开以下诸位及其所在机构的帮忙，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他们是： 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东亚图书馆黄熹珠馆长为我提供了第一份采访名单，她和她领导的团队所秉持的服务精神让人感动。 二、《侨报》周末（南北卡版）主任胡艳萍女士在联系访谈对象的过程中给予笔者很大帮助。 三、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李菡君会长、王朝晖先生在访谈过程中与笔者默契配合，为多篇访谈做出了贡献。 四、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研究系乐钢教授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五、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媒学院国际访问学者项目邀请我进行本次为期一年的赴美研修，在此一并向 Susan R.King 教授、Dong Hoo Kim 教授、Patrick Davison 教授，以及 Ms Liana Pinner 表示感谢。 六、感谢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李新娟老师；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药学院黄书妍同学；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音乐系访问学者 Lily；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传媒学院访问学者来向武、徐卫纲、何冬梅、牛金荣，以及方国展先生一家、易杨女士一家。 七、感谢深圳当代骏盛投资有限公司杨默博士的有益建议。 八、向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教授再次表达感谢，我本人是从与你们的访谈中受益的第一个听众。 最后，感谢陪伴在我身边，一年来默默付出的妻子刘楠，每天都在进步的女儿刘茜旺小朋友，是你们的爱让我从未感到孤单。 有关本书内容以及美国留学、口述历史、影像表达以及中美联合抗战历史等方面的话题，欢迎您掩卷后到微信公众平台——刘航影色，与笔者进行交流探讨。我的微信号：cslonglongago, 欢迎大家添加交友。  刘航2018 年春完稿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市 NOTTING HILL 小区寓所 微信扫一扫，网上订购《留美航标》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 前沿和后记”

“一姐”是唯一的意思，作为目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全美排名前十位的法学院， Duke 大学法学院只有刘广亚老师一位华裔教师。学生当中，华人也不多。这与杜克商学院内，放眼望去皆是同胞面孔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较于已经由华人坐上病理系主任的杜克医学院， 华人的话语权在法学界依旧很弱。 “商、法、医”，历来是西方传统社会里人们追逐的热门职业。入此三行，往往意味着财富迅速积累与声名鹊起未来可期。当今时代，华人学子以自身卓越的学习能力，刻苦务实的学习作风在全美各学科影响力均与日俱增， 唯独法学，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会是这样？英美法系法学院的考取、学习、就业渠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哪些人适合到美国学习法学，比较切实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请到刘广亚博士为大家一一作答。 如何进入法学院 航：（刘航）：您好，刘博士。作为目前杜克大学法学院唯一的华裔教师，而且听说您今年又拿下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和律师执照，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学习背景，也好让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渠道，走出了您这么厉害的学霸。 刘（刘广亚博士，以下简称“刘”）：学霸不敢当！我学社会学出身，是天津南开大学 99级社会学系的本科生。2003年夏天毕业，签证颇为周折，签了三次，才在 12月顺利来到美国，开始在美国读书。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2006年我到北卡州立大学（NCSU）读的社会学博士。2011年我开始在杜克法学院工作，主讲一门叫作 EmpiricalResearchMethodsinLaw的课，翻译成中文叫“法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 航：好的，关于您的学习经历咱们后面聊。虽说杜克法学院华人教师不多， 但想来这里，乃至美国其他大学法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还是大有人在，请您和我们说说，怎么能考到这儿来？ 刘：按最终获得的学位来划分，美国的法学院一般授予 J.D.（Juries Doctor， 法学博士）、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两种学位，也有 S.J.D（Doctor of JudicialScience，司法学博士），但数量很少。目前国际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读 LL.M，美国本土的学生都是读 J.D.，拿下 J.D. 需要三年时间。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在美国本科没有法学，法学院的学生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本科背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文科最常见。也有生物学、物理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学习法学。其实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可能最后走上法学道路，但一般还是以文科为主。 航：理科生若想再转法律恐怕难度更大吧？ 刘：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大学毕业后，如果要申请 J.D.，都要考一个叫作 LSAT（相当于法学专业的 GRE）的考试。这个考试侧重逻辑思维的考察，但和托福、GRE基本类似，都是考察英语阅读和理解分析能力。 航：考过 LSAT 就能上法学院？ 刘：LSAT 考得好不好，基本决定你上什么水平大学的法学院。基本上，国 内来读书的学生目标都会锁定在（排名）前十五位的大学，如果不在排名前十几的美国大学法学院里毕业，那么在美国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大的律师事务所用人目标一般锁定在这个档次的毕业生。 航：能不能有一个让国内学生更直观的类比，比如您说的这个 LSAT 考试， 考生的英语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去考虑攻读法学的 J.D. 或 LL.M？ 刘：没什么直观类比，这不仅仅是考英语，更主要是考察逻辑思辨。其实LSAT还仅仅是一个入门的信息，真正要申请入学，法学院会综合来看申请者的背景，例如本科成绩、才艺、工作背景、参与公益和社会活动等，成绩不是唯一的考评因素。国际学生大多是来读一年的 LL.M，相当于法学硕士，美国有几个州允许 LL.M学位的国际学生考美国的 Bar（美国律师执照），如果想回国发展，LL.M的学位就足够了。也有少数国际学生读三年的 J.D.，这个学位更有利于在美国找工作。 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也不要自己封住了自己可能从事法律相关专业的路。因为至少在美国的法学领域里，PatentLaw（专利法）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而且它是只有拥有良好的理工科背景才可能攻读的专业。我就认识几个有理工背景的人，考了美国的律师执照以后，在事务所专门从事专业代理业务。这是很好的职业，收入和社会重视程度都很高。 航：您提供了一个交叉学科的思路。 刘：一些大的专利官司，比如苹果公司针对某一款产品所发生的专利纠纷，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 “一姐”释法 ——刘广亚博士解读美国法学院学习、就业及求学路径”

提到生物统计，外行人往往不明觉厉。它研究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却关乎地球上每一个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今天，学科交叉越来越成为高等院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趋势，医学、生物学、农学、林学等都与统计学或者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的曾昭邦教授不仅是数量性状基因位点（Quantitative traitlocus，QTL）定位复区间作图法的发明者，在分子数量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等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他也是北卡三角地大学城地区最早一批华人社团、民间组织以及中文学校的主要创办者，在研究生、国际学生招生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初见曾昭邦，他在课堂上向博士后们介绍自己最近忙碌的项目：在非洲帮当地农民增加玉米和红薯产量，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中国猪和欧洲猪遗传差异……聊起专业，60岁的教授充满激情，像个 30多岁的年轻人。 揭秘统计遗传学 航（刘航）：曾教授，生物统计、生物信息、统计学，还有您现在从事的统计遗传学，这么多称呼把我这个外行给绕迷糊了。请您先给科普一下。 曾（曾昭邦教授，以下简称“曾”）：生物统计这门学科其实挺大的。生物遗传和统计学具有很强的交叉性。我现在从事的叫统计遗传学，说白了，就是用统计的方法去研究遗传学的问题。在现代生物学里，专门有这么一个专业叫作生物信息专业。咱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大楼，就是北卡州立大学的生物信息研究中心。 航：我听说眼下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 AI（人工智能）都跟您这个研究领域有关系？ 曾：是有直接关系的，但那又是更为交叉的学科了。要进入这一行，先要弄明白的是基因组。我们知道，所有生物都有它的遗传密码，生物密码在哪里呢？ 就在核糖核酸，也就是基因组里面。能够把基因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读懂，就可以解决很多生物问题。因为它是遗传物质，密码是上下传承的，父代传到子代， 进化就是通过逐渐改变得以传承下来。遗传学在生物学里面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它是研究遗传物质，怎样传承、怎样进化的，它的基因组的信息是什么，它的密码是什么。 航：听起来就觉得你们像电影里研究“达·芬奇密码”的神秘人。但我刚刚听了您给博士生们上课的内容，感觉您的讲授不仅深入浅出，而且很多举例都很接地气，你还直接从非洲农民的角度考虑农作物的产量……有没有可能用最简单的大白话儿给我们把您这个专业跟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啥关系说清楚？ 曾：其实一点儿不难，我们的研究都跟人类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说遗传学就是研究遗传物质的上下传承的过程，那么传承伴随着进化，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密码对生物的各个性状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在基因组里面，哪个位点是什么基因？它起到什么作用？它所影响的性状是什么？如何影响？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在农业方面，寻找哪些基因与产量有关，把它们选出来，那提高单产就更直接；在医学方面，寻找哪个基因与疾病有关，把它们找出来，加以改变，就可能治愈疾病。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去到生命性状的源头，研究生物各个性状的遗传物质基础。 航：听起来你们的科学研究好像都得在显微镜底下才能完成。 曾：过去是。现在整个生物学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这是由于有了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新技术而产生的。结合计算机超级强大的运算能力，我们现在可以对动植物、人类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之后产生了很多全新的信息。 航：那么这里面为什么又牵扯到统计学呢？ 曾：这是因为遗传密码的数量往往要数以亿计。比如人的基因组有 32亿个碱基对，每个位置有 ATCG 4个字母。遗传密码里的基因，这里是一段，那里又是一段，就我们人类而言，大概有两三万个基因，这么庞大的数字，研究起来就势必用到统计学的方法。 航：听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为什么科学家往往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你们进入到比肉眼看见的物体小千万倍的世界，看到那些构成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就跟孩子在摆乐高积木一样，“容易提高亩产的积木”多来几块，“容易让人生病的积木拆掉扔掉”…… 曾：这个比喻比较形象。不过还不光是简单地摆积木，我们还要研究这些“积木”相互之间的作用。医学里，很多疾病就是这么来的。再比如我们研究人类身高的演化过程，就是用了很大的轨迹，大概 25 万个人，把他们的身高测量出来，再把他的全基因组测出来，然后把这个全基因组的过程位点上的差异和身高连接起来，这些就是基因位点。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遗传分析。 航：用分析出来的结果再去指导临床的治疗？ 曾：对，得到这个根本的信息以后，对很多相关研究都有用。 科学改变生活 航：原本担心您这个领域我能不能问明白，看来大科学家都擅长把复杂的原理用浅显易懂的话说明白。弄清了基本原理，那么我马上想问的就是您最近在这个领域里最新的研究项目，或者说课题是什么？ 曾：我简单讲一讲我们的研究项目：我的专业叫数量遗传学，是研究数量性状的遗传基础。什么叫数量性状？就是所谓生物的“身高、体重”等能够度量的那些性状。包括疾病、农作物的产量，或者在进化里面的生存力等。这个数量性状的遗传基础在染色体上、基因组里，我们就是要找到他的基因，把这个数量性状和它的基因结合起来。 航：刚觉得自己弄明白一点儿，让您一通专业名词又搞糊涂了，您还是给举个例子说说吧！ 曾：我刚才讲课的内容就和这个直接相关，讲的是和中国中科院动物所合作，由副院长张亚平牵头的一个项目。他找到我，聊起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猪杂交实验，把欧洲猪和中国猪进行杂交，得到 F1、F2代。这个群体大概 600头猪， 建立起来是比较难得的大数据了，然后他们把所有这个群体里的 600头猪都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航：这就是基于您刚刚说的新技术才能办到的？ 曾：对，按以往的技术手段，这个工作量是不可想象得大。技术手段大幅度进步，给生物学带来的是一场革命。这些基因组被测出来以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分析某一个基因组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你想想看，600 头杂交猪的全基因测出来之后，就真的像一大堆新买的积木一样摊在你面前让你完整看到，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中抽取很多性状：生长性状、肉质性状……最后这 600 头猪全部屠宰后，我们还要看到各个屠宰部位的性状。我帮中科院做的就是这部分分析。 航：先分析猪，再分析肉。生命在你们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曾：没有秘密，但对人类很有意义。我们在基因的层面对照每一个性状，那么这种猪本身是欧洲猪和中国猪杂交的产物。中国猪比较肥，欧洲猪比较瘦。有一种仪器，可以测量出这种猪的皮下组织，脂肪有多厚。现在，猪怎样能产肥肉多一些或瘦肉多一些，在我们这个层面就一目了然。现代人更多选择吃瘦肉，那么从生物遗传角度我们用杂交的手段使有关的性状进行分离，我们再从 600头猪里面进行全基因组的测量，它会产生很多我们叫作遗传的东西。那么在不采用饲料添加剂等手段的前提下，让人们吃到更多健康、安全的瘦猪肉就成为可能。 航：你们掌握了遗传学的密码，大概能干很多事情。 曾：我们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比如学医的，就找导致遗传病的基因；学农的，就要找到和产量有关的基因；做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就会关注哪些是和物种生存有关系的基因，或者研究物种是怎样进化的。 还用咱们人类本身来举个例子，刚才提到人类有 32亿个碱基对，在某一个位点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单个位点是不一样的，这在人体里面可以找到几百万个。所以说在人类群体里面，99% 的基因组都是一致的，那么就是存在这 1% 的不一样，也就导致甲和乙不一样。为什么甲容易得病，乙不容易得病；甲长得高，乙长得低；甲擅长跑跳运动，乙热衷读书研究。秘密全在基因里。 航：您刚刚说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如同摆积木的拆卸安装。那么在那个微观的世界里，你们科学家究竟是怎么人为干预，引导生命的走向呢？ 曾：这就要谈到神奇的遗传进化了。 航：您要给我讲“达尔文”了？Continue reading “【留美航标】生命密码 ——听曾昭邦教授介绍他的统计遗传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