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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优雅得体的旗袍，一抹恬静温暖的微笑，出口是流畅悦耳的英文，讲授的却是中华文明中的春秋家国、梨园不朽经典里蕴藏的东方哲学。 这就是笔者初见萧丽玲教授时的感受。 萧丽玲教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课堂可谓一座难求。来上课的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学生。他们当中有人因这门课而对中国发生兴趣，走出课堂后寻找机会去东方寻梦；有人因为被萧教授讲授的内容以及她本身的人格魅力吸引，连续几学期都选她开设的课程，不愿离开；有人课上意犹未尽，课下还跑来跟她学习弹奏古琴；更有一些亚裔、留学生、中国移民家庭孩子，在萧教授的课上寻到血脉因子里与祖辈、传统和华夏故园息息相通的灵魂密码。 萧丽玲教授 中国学生、学者应该找回遗失已久的“考证学”传统 航（刘航）：萧教授，您在台大读过书，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又在美国的综合大学积累了近 20年的教学经验，您认为中国学者、学生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绩，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萧（萧丽玲教授，以下简称“萧”）：我想无论在哪里，一个人的基本功扎实与否对他未来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比如读一首诗，一字一句都了解，要比你广泛地、囫囵吞枣地去读十首诗增长的功力都深厚。所以有中国的学生、学者过来之后我就叫他们先不要跟我谈理论，先去读文本，把文本一字一句都读好再来跟我聊。 航：您是指精读？ 萧：这是现在的说法，但古已有之。中国学者应该拾回自清代以后逐渐遗失的“考证学”传统，回归文本精读，未必要去套用别人的理论。我们说当年在考证学里若说是这个字，不是那个字，必须要了解整个文脉。对整个文脉的研讨就是文本分析，是复原古书。我当年读书的牛津大学，数百年来就是坚持很细致的文本分析。而反观当代亚洲的很多学者，反而是被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主义、理论的东西冲昏了头。 当你能够静下心来，细致地研读文本，你会发现，对于中国文本来说，当表意简化成只有 20个字的诗词时，“推”“敲”就很重要。都知道“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典故，真正学以致用的人实在难找。而我幸运地经过这样的培训，如今做文本研究，题目都不大，但你可以从我的研究中读出新意。 航：您指的动辄谈主义、谈理论的风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味跟风？ 萧：从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领域，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变成了研究的主流。所有的老师都走向理论，仿佛不把自己的研究归结在一个理论之下就赶不上形势。现在即便是在大学英文系的课堂上，谈的也都是理论，而不是那些伟大的作品。 那么学生，他又不一定是要做学者，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读具体的作品，让这些伟大的作品本身去滋养自己。可是当你上这些课，越来越多是理论，那么孩子们为什么还要把英文当主修呢？但放眼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校的（人文学科）院系，很多目前还是执迷不悟的状态，找的人（聘用的教师）也越来越多是搞理论的，搞到最后，就是导致老师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少。结果对于理论的这种追求，其他系也都跟进啦，包括我们这样研究东方的院系。 航：所有人都只谈理论，就导致学生逐渐失去对学科本身的兴趣了。 萧：就我的经验，我当年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以后，学生一上我的课马上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不谈理论，我谈的都是怎么样去了解中国文化，完全是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出发，那他们主修中文的学生，当然最主要是了解中国文化，而并不是了解“如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 航：今天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背景下，能够坚持自我的中国人大概是越来越少了。大家或许原本就不知道该坚持什么……就学术而言，这样随波逐流的后果是什么？ 萧：平心而论，现代中国人真的可以说是已经不太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了。那么你用不太了解的东西，去套同样不了解的东西，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无边无际的泛论，没有办法得出特别精辟的见解。所以我告诉这些学者，你先把西方理论放到一边去，去读文本，看你能读出什么。当你真正能从文本里读出些什么了，那么即使你再去用西方理论套，最起码不会是把马嘴对到牛头上。 其实我如今仔细回想，就学术发展而言，如果我当年没有来美国，而是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台湾工作，可能意义会更大一些，因为至少可以训练下一代的学者。后来我在美国开始任教，渐渐地有能力帮助到别人以后，我就开始支持（招收）中国访问学者来这里跟我一块学习，结果遇到的很多就是我所说的“满口理论的学者”。 航：在国内，一提起美式教育往往褒扬声一片，但在您看来是问题多多。  萧：当然，我们讲人文，不讲其他。不能否认，在科学等其他领域肯定有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很赚钱。可是在美国，主修人文的人越来越少。这个少，不是说学生没有热情，比如我先生任教的英文系，一向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带头。他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教学方式还是读基本的西方英文经典作品，也就是咱们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那些重要作品。所以那时，你至少可以通过这些好的作品，在老师的引导下受到启发。但而今，精读，甚至阅读本身的空间都在被不断压缩。 航：这是美国文科教育的问题。但您指的“开口闭口谈主义”是目前从中华文化背景里走出来的学者们的通病吗？ 萧：是的！这是一个通病，不管是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来， 是现代学者的一个通病！因为西方文化毕竟太强势了，美国学术文化太强势了。加上中国从 19 世纪之后，有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 航：那么对于当代学生、学者来说，如果说之前失去的是文化的自信，那么在您看来现在怎样学习，才可能找回学术理论的根基？ 萧：我本人深受牛津学术文化传统的影响，牛津传统屹立 800多年不倒的原因就是其不是用外来的框架，是回到老老实实治学，读文本，规规矩矩做学问， 每一字每一句去了解，把这些字串到一块儿，去了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的老师们这样去读英国文学、读英国历史，他们也用同样的态度去读中国的文化历史。当年我到牛津以后，就开始读英国 19世纪的原版小说，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 20 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要仔仔细细读好的原作，这非常重要。 重拾“考证传统”绝非易事，学生要经得起批判 航：您当年从台大毕业一开始到牛津是否也有不适应，这期间有怎样的转变过程？ 萧：我第一次跟我的导师杜德桥（Glen Dudbridge， 著名英国汉学家）上课的时候，还有点懵懵懂懂不太了解。记得报到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地跑去跟他说：“老师，我已经把图书馆证件办好啦！”老师说：“很好哇，你要准备开始上课了吗？”因为牛津大学是一对一上课，不是大的班级上课。老师事先告诉你读什么、写什么，然后他对你交给他的东西进行辅导和评判。 英国汉学家 Glen Dudbridge 博士 航：就像带研究生吗？ 萧：对，但它的大学（本科）部也是一样，都是个别辅导。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这种师徒传承的经验和教育制度经过多少代学者的实践检验，非常有效， 美国这种方式就很难做到真正有效。但很不幸，放在今天来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这种方式有它们明显的缺点，就是学费太贵了。 回头再说我的老师，他见我刚来就兴高采烈地来见他，就拿了一篇文章给我，然后告诉我说：“下个礼拜读这篇。”那我就说：“下礼拜见。”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学嘛，我就打算先回宿舍去。但当我下意识看了一眼老师拿给我的文章时，真是吓了一跳！那一篇文章是完全没有句号和逗号的《红楼复梦》的序。 于是我直接转头走向图书馆开始查典故，开始我也还不以为然，但到后来越细读越感觉脑门渗出汗来……原来这个序，虽然只有半页纸而已，但每一句话， 都有两三个典故。你如果不查明白，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基本没干别的事情，把我所认为是典故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查。但不幸还是有其中一句没查到，我现在还记得那句叫“两盈之间”。当时实在没看出来那是典故。到了上课的时间，我就按字面翻译把这句念了出来，结果被老师严厉批评了。老师说：“这是一个典故，你根本没有查到，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个典故。”我闷着不说话，心里肯定也是委屈。但老师说：“去查！这是一个典故，我如果查得到，你一定可以查得到！” 好吧！我只能这样回去再认认真真地继续查。 时过境迁，我跟老师聊天，他告诉我，通常那一篇文章是他给研究生的下马威。大部分研究生拿到文章的反应就是：“哦，下礼拜才上课嘛，到时候带着这张纸出现就好了嘛。”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文化的英国绅士说我是第一个有点儿不一样的学生，能当时就意识到那篇文章有多难，有多少典故，然后回去认认真真做功课。… Read more

在电影《北京遇见西雅图》里，男主人公曾经是北京某心血管医院的专家，挂号费被黄牛炒到 3000 元且一号难求。来到美国，却因一时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些机场接站之类的杂活儿，直到自我觉醒，发愤图强，最终考取美国执业医师资格，重当医生。 影视作品有为情节、票房刻意渲染的成分，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学生要到美国学医或中国医生要到美国行医，的确都非易事。 杜克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黄教悌教授从安徽农村的寒门子弟，到如今成为教学、科研、医疗水准均得到世界范围 内广泛认可的医学家，砸碎华人在美从业无形的“天花板”，成为世界名校医学院临床系的负责人。与他的个人奋斗历程相比，电影角色的际遇起伏实在不算什么。 在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学会的协助下，笔者采访到黄教悌教授。彼时，他正在办公室指导住院医凯瑟琳·卢德科博士（Catherine Luedke MD）进行病理学诊断，对于患者来说，自己患病组织的一只小小的病理切片经过黄教授的法眼， 即可最终被确诊：是否患癌。 第一关：语言文化融入 航（刘航）：黄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医学生来美国学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黄（黄教悌教授，以下简称“黄”）：第一是语言，第二是文化。你想想，如果你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你的中文如果不过关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航：在国内学医要学至少 5年，我见过医学英语书，那么厚一大本儿。如果认真学完了，过来留学语言仍然是问题？ 黄：我说的语言，主要指交流的能力。像我们两个做采访，用母语，可以随时转换话题，随时就不懂的问题相互阐明观点。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语言障碍往往不是不会说，而是只会很生硬地“一是一，二是二”，到不了一种随便聊家常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的交流，语言和文化是要融合在一起的。你一定要真正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像他们对宗教的崇拜呀，他们对上大学的看法呀，家庭里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呀。回到医疗专业来讲，要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保险公司在医疗行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病人到医院来的心理变化都有了解。历史、地理、流行文化、传统文化……这些别人说起来如果你搭不上话，那么还是语言不过关。我们不可能跟美国同事、患者、朋友朝夕相处却一直跟人家聊专业话题。 航：这就涉及太多平时的积累、个人悟性和努力程度了。中美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差异很大是吗？ 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两国进医学院的人，原本的基础就不一样。中国是高中毕业高考考过了就进医学院，美国是大学本科读完之后才能进医学院。 航：美国进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的本科背景一般都是什么学科？ 黄：这又是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原则上对本科背景没有要求。多数想进医学院的本科生，往往起初读的是生物专业。但别的专业的人一样可以申请，只有一些基本要求，就是说你必须上过几节生物课，上过几节化学课，上过几节统计课……有的美国医学生，本科背景甚至是英文专业、戏剧专业、历史专业、物理专业。他们在本科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发现最后还是想学医的话，只要在医学院需要的范围里面，再多修几门课就可以了。 航：相比来说，我们高中报志愿就可以报医学院，定向是比较早了。选择的时候，可能人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另外没有本科其他学科的积淀。 黄：对，中国的医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很多，但是人文科学的底子相对薄弱。专业之外，聊起地理、历史、文化，甚至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医学生往往了解得很少。 第二关：适应考点转换 航：美国大学的医学院入学考试或住院医面试，跟中国的考试有什么不同？  黄：美国的考试，定的基本调子就完全不一样。中国的考试，考的是书本上的医学知识；在美国，有很多牵扯到伦理、社会公俗等。 比方说他们会有类似这样的题：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少年被车撞了导致昏迷，送到医院以后需要手术。那么伤者多大岁数以下必须由父母决定；多大岁数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手术，你不能告诉他父母（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后，他的事情就必须自己决定，那么他的病情就有权利不告诉父母）；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人，或者说这个昏迷的人家里几个人的意见都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你作为医生应该怎么处理？该类题考既考你随机应变的能力，更主要是要求你掌握很多基本的法律与政策。 航：这个在中国的医学院里应该是不教的。 黄：现在或许有，但至少我们那个时候不教。这个就成为我们到美国以后很大的一个难题。时常遇到这类情况，比如美国有的病人入院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又长期病得很严重，那么我们会跟他本人或家属沟通，说如果你心跳、呼吸停止了，我们用现有的机器可以维持你处于植物人状态，但你的病没有办法治疗。这个时候给你一个选择：放弃治疗；或是哪怕有 10% 的希望，我都要继续治下去。美国的医疗体系会给病人提供很多选择。 航：这对医生的沟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黄：住院医录取的面试，就看你沟通的能力。语言表达、逻辑等都很重要。有的人，可能某个知识他了解，但不一定能表达清楚。 航：换句话讲，情商也很重要啊！  黄：情商在美国非常重要。 航：感觉在美国，但凡能够学医的人，综合素质都已经在优秀线以上。 黄：美国的医学院，都是读完大学本科之后，被证实是非常优秀、天资很好的人才敢考虑去报考的。并且医学院的入学竞争残酷到什么程度呢？以我们杜克大学医学院为例，每年招 110个人，但每年申请的人数大概是 7500个。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找到全美国最杰出的年轻人进入医学院。那么对于中国想来这边医疗体系中学习或工作的人来说，这挑战就非常大。你的竞争对手往往是美国最厉害的人，况且我们在语言、文化方面又都处于一种劣势。 航：面对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人尖”呀。 黄：对，所以我们不光知识要比他们学得扎实，语言、沟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要下苦功夫才行。 第三关：直面执业医师考试 航：除了对语言、文化、伦理、情商的考量，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本身的知识容量考察究竟有多难？现在大概有多少华人通过了这个考试在美国行医？ 黄：尽管很难，但从中国到美国来，顺利通过考试做医生的人已经不少，现在全美有几千华裔医生都不止。这些人肯定都经历了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因为这个考试，基本是把我们在中国医学院五年学习的内容，用两次给你考完。我们在中国上课，上一门课，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这里整个医学院的课程，集中在两次全考出来，每一次要考很多内容。那么每次考试之前应考者都必须读非常多的书，更何况全部是用英语出题、表述、作答。 航：复习过程肯定相当辛苦，也会像中国的考试，有个类似考纲、复习资料之类的东西吗？ 黄：我们当年就是很有限的几本书。现在好些，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大家的资讯比较畅通，很容易得到更多消息。但仍然需要很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是：美国执业医师考试对于华人来说，从来都是你必须考到很好的成绩他才会考虑你。如果你仅仅考一个刚刚通过的成绩，那也就意味着你没有通过。你在国外受的训练，人家首先就不怎么相信你，所以你必须是特别突出才有机会。因为申请的关键，牵扯到一个面试。 第四关，当住院医师，3～6 年的系统提升 航：终于熬过了这么残酷的竞争，从美国的医学院毕业，又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那么令人羡慕的美国医生职业是不是就在向你招手了呢？ 黄：笔试通过了，你仅仅是有了一个申请的资格。面试才是他们真正考核你的过程，面试要看你英文流利程度、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等方方面面。总之，淘汰率是相当高的。 美国的医疗机制是一种鼓励新人入行的体系，每年从医生岗位退休的人总比进入这个行业的人要多，这使得年轻人（包括国外医学院毕业生）有相当多的机会。但是这个系统又具有极大的垄断性，其准入门槛高且限制人数，以保障现有医生的饭碗和薪酬。中国医学院的毕业生要进入这个体制，是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的。 美国顶级的医学院每年基本上只招 100个人左右，而且医学院读完之后，你想进入住院医的体系，又面临一个限制。比方说我们杜克大学病理系，政府这四年就只给我们 24个名额，就是说我每年最多只能招 6个住院医生。我们在美国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系，招的人相对来说还算多的。… Read more

常有人问我：弹钢琴成名、成才、成功那么难，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问题我真不知道一下子该怎么回答……但我想问：成才或者成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成为世界有名的钢琴家吗？是赢比赛吗？那比赛赢完了怎么办呢？成功的意义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一个人来说，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他教出了一批非常棒的学生，这就是他的成功。你总要对你自己的成功下一个定义，但不能是把你想法里的成功放到我这里，那不会适用。这不是一个数学公式套到哪里都可以。不管你怎样给成功下定义，最重要的是要有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Clara Yang（杨慧） 杨慧教授 为什么要学艺术？ 航（刘航）：杨教授，您好！您这么年轻，已经是 UNC音乐学院钢琴系的系主任，并且是终身职的副教授了。在您的履历里有那么多辉煌的演出，与全世界那么多著名音乐家有过成功的合作。这似乎是当今每一位自愿或不自愿坐在钢琴前的琴童，以及这些琴童的家长们梦想的终极目标。毋庸讳言，而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稍有些条件的华人家庭都可能要求孩子学习艺术，特别是弹钢琴，甚至由于国内高考艺术类院校的特别招生规定，不少人把学习艺术作为升学的一条捷径。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杨（杨慧教授，以下简称“杨”）：这可不是一条捷径。如果是文化课学不好才来学艺术，那么根本出发点就错了。人们只看到王羽佳、郎朗在舞台上的鲜花与掌声，他们背后的付出又有多少观众知道？真正身处那样的境地，那是常人很难想象、理解和承受的重压。如果是求名誉，为挣钱，那这跟音乐和学习艺术没有关系。 航：我虽然没取得您这么大的成就，但好歹也是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对您所说的艺术创作，或者说艺术工作之苦，特别感同身受。我的理解：这真的是需要“真爱”才能坚持走下去的一条路。但讲老实话，艺术生们普遍文化课是不太好的，特别是外语往往成为短板。我们知道要弹好钢琴一般要从年少时就开始练习，您是从多大开始学琴？是自愿的吗？ 杨：我妈妈非常喜欢弹琴，她以前学过一点儿，会教小孩子启蒙。在我 4岁的时候，我妈妈发现我有固定音准，而且又挺聪明的，就试着让我学习。更幸运的是我还有个搞音乐的三舅，叫杨智华。他那会儿发现我能坐得住，又喜欢弹， 就给我买了一架小钢琴，我还记得那是一架挺矮的小钢琴。 航：我们都从 20世纪 80年代成长起来，当时也不是家家有这个实力能买得起钢琴的。 杨：所以我说我一开始就很幸运嘛，有这样的家传。我家在天津，小时候跟天津音乐学院谢元老师学习，后来跟中国著名教授周广仁、李惠莉学琴。当然， 我也跟别的孩子不大一样，比较肯吃苦。我还记得当时每一两个礼拜就要坐火车进京去找周老师求教。那会儿没有京津高铁，是那种挺慢的火车，要赶车就得一早四五点钟从被窝里爬起来，当时我也就六七岁的样子，想想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我妈妈就觉得要学习就一定要跟一个很棒的人学习，我现在说不清当时算不算你说的“真爱”，反正是记得很折腾，但很快乐的感觉，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航：毫无疑问，那就是爱的萌芽。我又忍不住说自己，我记得上小学一学数学我就打瞌睡，但有一天得着机会用宣纸在家临摹一幅老虎国画，我妈妈说当晚后半夜两点我小屋的灯还亮着，第二天一早看到桌上那只一米多长的老虎临摹作品，都不敢相信是我画的。 杨：那你就不难理解我们后来在从事这门艺术的时候，遇到每一次困难要靠什么来撑下去，的确是要有热爱。其实不光在我们这个年纪，越往后走，比如我在耶鲁的老师 ClaudeFrank（克劳德·弗兰克），你听他弹琴，会觉得完全没有做作的感觉。他是用音乐来说话，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纯净诗意。真正有火花激情燃爆的瞬间，也完全不是炫耀性的。他让我对学习音乐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我开始意识到音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不仅仅是我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更是我的人生需要。 航：还是您开始说的，出发点、态度端不端正，决定着你能走多远、走多久。 杨：是的，在 Claude Frank的引导下，我开始意识到演奏者在台上的时候，是在跟底下的观众交流。不管台下坐的人懂不懂音乐，都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听众既然给你时间，坐下来听，你就要尊重他，把要表达的东西，尽最大能力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中，表演者能够感觉到观众的气场和自己的交流，你能感觉到这一瞬间他在跟你走，还是这一瞬间他溜号了……这真的能够被感觉到，这种彼此间的回馈很重要，所以演奏者责任是很大的。 航：你已经在践行一位音乐家的使命了。 杨：当然我们谈态度，同时也要重视技术的学习。这需要在平时练习的时候认真和刻苦，同时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演奏，力求在熟练掌握音乐内容与结构的基础上达到自信、自然、自由的演奏状态。要清楚学习技术的目的是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现在我在演奏时，会去力求展现作曲家的风格和意图，同时努力做到让听众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以及我对音乐的理解。我如今越来越敬畏音乐本身的力量，那是能够超越语言障碍来促进人们沟通、增进理解、启迪智慧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交流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我说这世界需要音乐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音乐家的使命。 航：说得真好！但我们知道，艺术家都无可回避地会面对创作的低谷，甚至有整个人的状态低落到崩溃边缘的那种难挨的日子，您怎么对抗这些负面情绪？ 杨：没错，作为人，随时要跟自己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去抗争。每个人都会有杂念，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其实我跟很多表演者交流过这个问题，探讨演出前内心复杂的心理斗争。大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特别负能量的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你如何能把它由消极的、不利的因素变成一种好的、有利于演奏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成熟艺术家最宝贵的控制力。从每次演出中我们可以积累经验和更好地谅解自己演奏前和演奏中的状态。 航：那么“灵感”呢？我们知道，即便是职业艺术家，这东西也不是随时说来就来的。 杨：作为表演者，要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因素积极地去激发自己的灵感。枯坐琴前很难有灵感，但它的出现会跟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学习音乐的经历、你对这个曲子的理解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并不是你在等着它。演奏、作曲还有像你们作家、记者写文章，大概都是相通的道理，很少有灵感凭空而来。创作者要去主动寻找，朝外找的同时，也要朝内，与自己内心的负面暗示做斗争，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是艺术表达人性的最好体现。 航：看您聊音乐、聊演奏，眼睛里都闪着光芒。我以往采访画家聊自己的画作，科学家聊自己的实验项目，还有医生谈自己如何攻克一个疑难杂症时见到过类似的目光，这目光里诉说的是对这门专业真切的热爱。无法想象一个并非自觉自愿学习音乐的人，能够像您这样沉浸其中，思考着，又痛并快乐着。 杨：我开始学琴的时候就不是抱着那种“我妈非得让我练琴”的态度，我妈妈也不是以那种“一定要成名”的心理去支持我练琴。最近一次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做讲座，我问坐在下面的年轻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弹钢琴？”一开始教室里鸦雀无声，后来有一个学生颤抖着举起小手说：“我就是真的喜欢！”我一听他这么说，看到他那种怯生生但又无比真诚的状态，我当时就忍不住热情地对他说：“那你就是太好了！”这才是我如今作为教师，想要看到的学生。 杨慧 4岁时第一次登台。据她回忆，当时因为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把一曲弹完一遍还觉得不过瘾，于是又弹了一遍，直到被请下台。 我最怕的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文化课学不好，或者觉得别的干不好，家人逼着我练琴我也就练了的学生。那样的话，即便一天练 8个小时，许多年后有一天当这个孩子突然长大，某天一觉醒来会发觉“我在干吗？为别人活着吗？”那时就很悲哀了。家长可以引导，在孩子还没形成独立世界观的时候，适当督促一下孩子用功也是必要的。但千万别让孩子觉得学习音乐、弹钢琴的意义就是为了去赢得那个比赛，不赢，天就塌了。不是那样的！一个孩子生来有各种可能，多方面引导，给孩子尝试的机会，用包容的态度去支持孩子自己的选择，这很重要。 综合大学音乐系，复合型人才的摇篮 航：您现在教学任务重吗？演出和教学是如何平衡的？ 杨：我最近这几年多了不少回国内乃至到世界各地演出的机会。独奏、协奏曲、室内乐都有。但作为 UNC-ChapelHill（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音乐专职教授，现在又是钢琴系的系主任，完成本职工作是责无旁贷的。我有时间练琴和演出，钢琴课就在这里一对一进行。每周还有一次的表演课，是在那边不远处我们UNC漂亮的音乐厅里。学生们坐在一块儿，轮番在众人面前演奏。在我的课堂上， 更多时候主角是学生，他们练习如何在人前演奏的同时，还要锻炼对其他同学演奏的曲目进行评判，相互交流，从而培养自己在音乐方面独特的想法。这些人都是音乐专业的本科生。 航：在 UNC这样的综合大学音乐系里，教学的侧重点是不是跟音乐学院有些不同？ 杨：老师引导学生的感悟能力很重要。一个人的钢琴学习过程，当技法逐渐纯熟，老师就应该逐渐给孩子自由，要让他主动去感悟。特别是在 UNC这样的综合大学里，来学习音乐的学生往往同时还有另外一门并列的主修专业，这些学生学习能力强，领悟力高，更是非常有思想。钢琴课上，我们经常会探讨如何把感情融入音乐里。我的想法是要尝试让学生对声音的理解尽可能地更丰富，不能说学习钢琴每天就只听钢琴、只练钢琴。 航：在这样的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您的学生们，他们在这里学习，是可能要当专职的音乐家还是仅仅是为了一个通识的技术、修养培训？ 杨：美国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学院，那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都是要继续搞音乐的，但有时候没搞成就转行了的也很多。但像 UNC这类综合大学，音乐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美国的学制里，很多学生都是会同时修两个 major（主修科目），比如，ComputerScienceandPiano（计算机科学与钢琴演奏）。这样两个学位一起攻读，非常不容易。但在这个学校可以这样，学校认为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你愿意这样，你就这样。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刚毕业就被 Google高薪聘走了。他回来看我时说：“老师，您知道吗，我当时在面试这个工作的时候，讲了很多我学习音乐的经历……” 这个学生在校时就经常参加室内乐演出，到各处去参加比赛。我都佩服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说当他讲这些的时候，Google的招聘官就马上另眼相看。他们知道这种人一般都非常具有创造性，加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干这么多事情，马上就非常受欢迎。他跟我讲，音乐学习对他的帮助非常大。他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并行学习科学和音乐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航：的确有报道说弹钢琴对协调人的各方面生理机能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杨：练琴，看似在练弹琴，其实各种因素都在调动，眼睛看，耳朵听，头脑思考，还得把想法转换到用身体来驾驭乐器发声。那么人一旦经过这方面训练，… Read more

宋从和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地理系教授、副主任。客座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上海市“千人计划”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理学和生态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遥感、生态模型和人与环境交互关系。他的主要科研成果体现在利用遥感数据提取地表生物物理参数，陆地生态系统能量、水分、碳通量模拟模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及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等方面。曾任 IJP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副主编，现任该杂志编委。多次被美国宇航局及自然科学基金聘请为专家组成员。主持多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宇航局、美国林务局的科研项目。2006年获得美国宇航局青年基金奖（NewInvestigator’sProgram Award），多篇科研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 2017年圣诞节当日上午，刚从中国讲学回到北卡教堂山的宋教授如约在办公室等候采访，我们与宋教授聊起这个可谓“上天入地，通晓过去与未来”的专业。 宋从和教授 地理系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 航（刘航）：宋教授，感谢您牺牲节日的休息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地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 宋（宋从和教授，以下简称“宋”）：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的空间现象，也包括地下浅层的空间现象。这些表面的空间现象既包括人文现象，也包括自然现象，比如说：为什么人会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文化的差异， 交流的需要，这些都属于人文地理。那么同时，还有植被、水文、气候等空间的现象，这就是自然地理了。 很多人对地理学都有着比较狭隘、朴素的认识，认为地理系就是“画地图的”，一说起地理，就想起来“哪个国家的首都在什么地方”等内容。 其实地理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常常有人把“地理”和“地质”搞混了。虽然这两个专业的界限也的确是比较模糊，但同时它们又有很大区别：地质主要是研究地下的内容，比如岩石、地壳、地震、火山等。 老井，是 UNC 校园，乃至整个北卡州教堂山市的地标，已经有 200 多年历史 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植被。在不同自然环境条件下，有不同的植被。它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植被的空间变化属于地理学研究范畴。我们知道，整个地理学科的研究就是从纯粹的人文地理，通过不同程度地与自然地理交叉，逐渐过渡到自然地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理学连续体”（GeographyContinuum）。正是由于 Geography Continuum的存在，我们这个系能够给学生最大限度地提供交叉学科的教育。我们系里的教授，有研究宗教的、经济的、移民的、环境与健康的、气候的、水文的，还有搞政策研究、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研究等的，涉及内容非常广泛。 航：有些我能懂，有些光听您介绍概念恐怕一时还很难理解。请您具体说说，比如您的实验室，现在主要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宋：我们目前主要做两件事：一是遥感，二是生态模型。利用遥感去提取地表变化的信息，比如我们的城市在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发展？都要依赖遥感技术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 遥感实际就是在太空里给地球拍照片！遥感拍摄，跟我们日常用相机拍照片的基本原理一样，但普通照相机只能在可见光波段拍摄，而遥感仪器则可以在人眼看不见的波段拍摄。好多东西用人眼看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从不同的波段看， 就有了明显的区别。所以，从太空拍摄的遥感影像比我们普通相机拍的照片信息量更大。 航：我是搞摄影出身，我们知道曝光是时间和感光度的关系，可是您说人眼都看不见的，那怎么拍摄呢？ 宋：人的眼睛只能通过太阳光谱中的可见光来观察世界。其实太阳光谱很宽，可见光之外的太阳光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我们可以用仪器去通过阳光中的其他光谱观察世界。这样，很多地表上我们人眼看不到或看不清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遥感仪器在其他光谱里观察，给它分清楚。 航：一方面视角不同，是从太空里往地球看；另一方面，它所可见的也非我们肉眼所能及的，这个就叫卫星遥感？ 宋：对的。我们在地面拍照片的时候，如果要拍比较大的对象，一般需要退后到距所拍照对象比较远的地方。但如果你要拍的对象是相当大的面积，甚至整个地球，那要到哪里去找这个地方呢？遥感数据可以通过飞机获取，就是我们所说的航拍。航拍地面上的一定范围是可以的，但如果要照全球，就必须把视角拉高到太空里面去。把相机放在卫星上，这样就可以拍到整个地球，而且可以不断地拍摄。 到现在为止，卫星遥感已经连续拍摄地球几十年了。因此，现在我们如果要去研究某个城市几十年里的发展变化，只要把以前拍摄的照片调出来，就可以提取出城市发展的时空规律。 航：好神奇，原来宇宙里每天都有一只眼睛盯着我们“偷拍”。那么我们生活的城市几十年前的样子都能从“宇宙里的那只硬盘上”找到喽？ 宋：不仅是城市，农田、森林、湖泊等都在不断变化，卫星遥感都在忠实地记录。 航：原来我们搞纪实摄影的天天叫着“不让历史留下空白”，真正这项工作是让你们科学家，还有天上的那只眼睛做了。 宋：哈哈，这是个形象的比喻。我的遥感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城市的时空变化；另外一部分是森林的时空变化。我们的拍摄是用于科学研究的，真正纪录时代人文的影像还要靠你们。 航：您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亚洲？中国？还是着眼全世界？ 宋：这要根据不同的项目而定。目前我们研究的是着眼全球的城市和森林变化。 航：听您这么说，我想国内的读者最关心的就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这么快，城市病咋解决，还有雾霾的问题……我初到北卡时，感觉这里的人是客体，主体反而是森林。 宋：你说得对。我对中国近年来的空气质量有亲身体会。记得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最好；后来逐渐恶化，大概是在2013年，空气质量达到最低点；最近几年又有了明显的好转。城市病和雾霾问题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想要得到改善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在城市发展重大决策上要有环境意识，增加城市绿化有利于减缓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噪声、吸收污染，可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另外，减少废气废水的排放是减少雾霾、改善环境的关键环节。再有，是要教育公众提高环境意识，如果每个公民都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我们的城市环境肯定会有很大改善。 航：您的研究对环境保护也有直接的意义？ 宋：是的。我研究植被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助遥感技术来提供地面信息，这种方法完全克服了传统人工野外植被调查的局限性。卫星遥感可以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面积，乃至全球的连续无空缺的地面植被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也可以对环境保护的效果提供评估。 通过利用历史遥感数据，我们还可以研究过去的植被情况，它为我们呈现出动态的信息。我们进而可以判断某个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否一直是森林。如果是森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它的生长状况。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提取某一片植被一共长有多少叶子的信息。因为叶子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器官，叶子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水分，合成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为其他所有生物学活动提供能量。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多少叶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植被每年能从大气层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产生多少有机物。这也是植被减缓全球变暖的原理所在。所以遥感也可以为保护森林、增加绿色碳汇提供支持。 航：难怪说光合作用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但想想你们从遥远的太空看到地上植物生长的一片叶子，再计算出这里发生的过去未来，实在太有趣。您这个实验室成立多久了？ 宋：聊到这个，我们得先说一下中美对实验室的概念和运行机制都有哪些不同。 在美国，往往一个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就是一个实验室。它是一个研究的独立个体，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内容、人员结构等都由这个教授来决定。当然，学校对每个教授的研究也给予很多支持。理论上说，每个教授就是一个实验室的领头人。所以我的实验室就成立于我任职的那一天，即 2001年7月 1日（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有人就直接称我这个实验室为Song Laboratory（宋从和实验室）。 美国大学里教授运行科研的经费一般需要自己去写项目申请争取，比如向国家科学基金申请等。所以可想而知，申请经费做研究的人必然很多。科研经费都是通过竞争得到的，申请的关键在于你的研究能否得到 3～5个匿名同行的高度认可。你的研究申请书一定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这样才有竞争力。这个过程也是推动整个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 Read more

“我的专业有不同的名称，Speech-Language Pathology（语言病理学）、Communicative Disorders（交流障碍）或 Communicative Sciences and Disorders（沟通科学与障碍），也可以叫 SpeechTherapy。我是这个专业的教授，就是想跟大家说，SLP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就业前景很好。” 在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大学城，活跃着一个叫作“左邻右舍”的公益组织。这是一些在这里读书或作研究的学生学者，有感于自己当年在选择专业时期经历过的那些迷茫与困惑，结合现在的亲身体会，愿意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周末在公共图书馆的公开讲座，把自己的专业介绍给别人。他们为家长和学生介绍不同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职业发展方向。对美国的华裔后代或者访问学者子女来说，是多了一个横向对比，即了解更多专业的机会。 闫瑞霞教授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 Misericordia Univrersity（米塞里科迪亚大学）和 NorthCarolinaCentralUniversity（Durham）（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任教。在美国大学体系里为终身职教授们特设了一段“带薪假期”，正在休假的闫教授看到“左邻右舍”微信群里小伙伴儿们聊各个专业聊得热闹，她就直截了当地在群里发声，写了上面的这段留言，推介起自己的专业来。 约谈很顺利，闫教授是个干练爽快的人。对于自己从事这个专业的未来发展，她直言：“就业前景和‘钱景’都非常好！”回溯自己是如何在大洋彼岸找到这样一个对于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专业，并且乐在其中，进而开启自己的美丽人生，闫教授说：“只有不禁锢自己的思想，Bealwaysopen-minded（保持开放的思想），主动去问、去寻找、去探索，才会有更美好的前途。” 发声，是一切的前提 航（刘航）：闫教授，您好！您是目前唯一一个接受我采访的非北卡州大学里的教授（采访当时，闫瑞霞教授尚在宾州任教）。但听您介绍我才知道，您算是 UNC的家属。而且我也刚刚了解到美国大学教授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如此幸福悠长的假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怎么一回事？ 闫（闫瑞霞教授，以下简称“闫”）：哈哈，我目前也在北卡中央大学做客座教授，所以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北卡州的教授。我 2013年被评为终身教授，这段时间我是因为 Sabbaticalleave（学术休假）而有机会在这边。在美国大学里，拿到终身教授后每 6年左右（不同的学校可能稍有不同）就可以申请这样的带薪休假及作研究的机会，通常休假时间是一个学期。这个空闲时间相对宽松，但也要进行科研工作，像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紧张地筹备我们年末在洛杉矶召开的年会，我和我的研究生这次在大会上有 4个研究课题要发表。我们的研究课题涵盖自闭症、多动症、平板技术对言语治疗学临床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航：从您能主动在微信群里出来发声介绍自己的专业，并且毛遂自荐到专业讲座上当嘉宾演讲，足见您的性格与为人。在美国这样一个推崇演讲的社会，敢说话、敢发声大概是办好事情的前提。反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保持沉默”或者说“心里有数嘴上不说”，似乎才是人际关系的相处之道。微信上您寥寥介绍了几句，我忽然想到，不光在病理上，其实在心理上，很多人其实也有您所说的这个“语言障碍”……对这个专业，您还是赶快给我们个正解，别让我这个外行在这儿肆意胡乱发挥把读者带跑偏了。 闫：语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是由言语治疗专业人员对各类言语或语言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一门专业学科，在中国，这个专业被称做“言语治疗学”，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美国尽管发展比较成熟，但也是较新的领域。我举几个言语障碍的例子，帮助大家了解我们专业，比如构音障碍、口吃、失语症、语言发展迟缓、读写困难、听力问题所致的言语障碍以及大脑损伤所致的言语障碍， 等等。 航：您只在高校里研究这门学问？那么实际的矫正工作还是要交给临床的医生是吗？ 闫：我不光搞教学、作科研，因为我取得了美国言语——语言障碍的诊疗资格证，所以还要从事临床工作，直接面对患者。在我们专业，临床工作的专业人员被称做言语治疗师，针对患者的言语障碍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工作。我们专业的毕业生一般在学校、医院、诊所、研究机构都能找到就业岗位。 航：今天约您算赚了，不光约到一位老师，还约到一位医生。普通人听说“语言听力障碍”，感觉就是说不好话，能直接理解成“口吃”吗？ 闫：口吃患者只是言语障碍的一个群体，言语障碍包含的面很广。研究显示，中国现在存在语言听力障碍的人群数量很大，近年有个统计数字大概有 1.8 亿人。年龄分布贯穿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终老），儿童和老人占据极高的比例。中国残联 2006年统计结果显示：8700多万残疾人士当中有 2700多万是听障人士，而且每年还会新增 3 万听障新生儿。更近一点儿的 2012 年统计，中国学龄前儿童 10% 有言语和语言障碍，其中包括患有自闭症、脑瘫、智力发育迟缓、腭裂、口吃等，这些疾病的患儿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 航：所以你们的研究和服务对象还不仅仅是儿童？ 闫：我们面向各个年龄段服务，比如说老年人也是我们服务的重点。在中国，68% 的老年人（60周岁以上）表现有明显的吞咽障碍，脑卒中患者 1/3会出现失语症，另外，阿尔兹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喉癌喉切除术后不能发声、嗓音障碍、口吃、“大舌头”、脑外伤、脑炎、帕金森、退化性疾病等都会导致言语障碍。但目前中国对于言语治疗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还显得严重不足。 航：听您这么一说，言语障碍的表现实在太多了。我们老家一些地方演出里粗鄙地模仿所谓“磕巴说话、脑中风后遗症”之类的，其实生活中都是饱受这类问题折磨的痛苦患者。 闫：是的。有些言语障碍是病理性的，但有些是功能性的。比如咱们刚才通电话时你说的那句“I see you”，“see”这个词里“s”的正常发音应该是气流从嘴的中间部位发出，但有的患者尽管没有任何病理方面的问题，但气流就是会从嘴角两边发出，这就不对了。 航：我发错了吗？ 闫：您没发错，但有些人是发不出来的。再比如说玫瑰花这个词“rose”，有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会把第一个音“r”用“w”来代替，“rose”就成了 “务丝”。 航：哎……您说到了我的痛处！我是东北人嘛，可能从小顺口溜就没背好， “4”和“10”我就永远分不清，看来我也有必要去您那儿治疗了。 闫：您说的这个是发音受方言的影响，这属于言语差异，不属于言语障碍。 航：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回去抓紧练。您这个学科在大学里是在医学院吗？ 闫：言语障碍诊断治疗学在我们学校是分属在健康科学学院下面，有的学校把它划分到教育学院下面，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划分。… Read more

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与蔡泳教授谈社会学，是一个逐渐认清生活的过程。 蔡泳教授是成功进言国家领导人，请求开放“二孩”生育政策最终报告的主要草拟人之一，学界有人称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北卡罗来纳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蔡泳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尤其对于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当今世界的多国人口政策，他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多次撰文，及在各种国内外学术活动中呼吁中国要调整人口政策，警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2017 年金秋十月，国庆与中秋佳节重合当日，国内正是举家团圆赏月的时段，蔡泳教授应邀在办公室如约等候，与笔者就中国人口政策历史性改变的前前后后、社会学学科特点以及青年学子投身社会学应做哪些准备等问题展开了对谈。 由传媒、阅读方式的改变引出“社会体系”这张无形的网 航（刘航）：蔡教授，您好！感谢您在国内正是赏月的这个时段，跟我一起坐在美国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聊天。想想还蛮有趣。 蔡（蔡泳教授，以下简称“蔡”）：是呀，中秋节快乐！你怎么样？来我们新闻学院访学？是一家人一起来的吗？孩子多大啦，就一个？ 航：哈哈，您不愧是研究人口学的。是的，我就一个小女儿，刚刚三岁， 一起来美国了，早就听说您的研究，我们之前不能生更多孩子要怪您的研究成果出来得太晚呐，当然这是玩笑话，您也一定知道坊间流传的另外一个笑话， 就是说“当年我们正年轻的时候，国家政策也强硬，如今国家政策松下来，我们也……” 蔡：看你给我发的访谈邀请，你之前是在报社做了十几年的记者？ 航：是的，十三年，我们当年入行的时候是传统纸媒的黄金年代，光北京就有七八家都市报，十几年下来，尤其最近几个月，整个行业都在重新洗牌。 蔡：的确，纸媒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在走下坡路了。我目前还看报纸，订了《纽约时报》，但说老实话，是源于一种习惯使然，真正看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新闻事件，早晨拿起手机，在 Twitter或者是微信上就基本都看到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气泡”，现在互联网很容易就掌握你的好恶，你感兴趣什么，早晨打开页面它就给你推送什么，这看似方便，但是回想之前没有 Twitter的时候，我们看报纸，总能读到分析比较深入的文章，或者你平时不大关注，却偶然跳到你眼前的陌生领域内容，这其实是拓展生活、知识面很好的方式，但现在这种机会就少了，这其实特别可怕。（大数据）给你做了一个好看的 bubble（气泡），它让你看不到外面的东西（世界）。 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更方便了，但往往是被网络绑架了。 蔡：其实岂止互联网，习惯性的路径依赖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人都喜欢跟与自己态度比较接近的事物多接触，这就造成了视野的狭窄。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的确给不同的声音发声提供了条件。比如，2017年 10月 1日发生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有人上来就说这是枪支的问题，另外一拨人就说这跟枪没有关系。如果是在一个群里面，两个不同观点的人就会打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事搁在前几年，你只是看报纸，就没有机会与不同观点的人在网上论战。 航：互联网时代的读者和内容生产者，一方面在不断地学习适应这一套规则或者说玩法，另一方面也在被规则所束缚，变得固化。 蔡：因为我们通常讲到一个人最终的成就，看到的是他的个人努力和禀赋。但社会学方面讲的是这个社会，整个机制的安排，对你个人生活，乃至人生的影响。比方说生孩子，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生孩子生得那么少？当然这件事更多是个人做的决定，但我们的传统社会观念里讲了千百年“多子多福”，结果一下子变成现在恨不得一个都不生……那么背后是什么因素，这就是社会学要研究的东西，深入研究下去不难发现，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发生彻底的转变。 航：社会结构能直接决定生几个孩子？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蔡：原来孩子生下来，长到十几岁就结婚了，他本身的心智还没完全成熟， 或者说是在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刻，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律性的东西就像套模子一样给你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就开始生孩子，而且是没有任何节制地生。 航：怎么没有？不是一直有“措施”吗？ 蔡：那是现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就没有“避孕”这么一个说法。所谓的“避孕措施”是不管用的，真正管用的，是一些社会性的、风俗性的东西。比方说“什么时候，不可以做什么……”“母乳喂养在中国一般要一年时间”，这些真是特别管用的，所以起作用的通常是这些习俗性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要真正弄懂这些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你就要去认真研究这方面数据的中西方比较。 航：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肯定包含着习俗在漫长岁月里潜移默化的影响。  蔡：那么你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家庭平均生 6～7个孩子，这个背后有生物学的问题，在西方平均会生 8～9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很重要一个差异就是中国母乳喂养的时间长，母乳喂养这个阶段是不会怀孕的。而且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还有一个隐性的观念是“儿子结婚了，那么上一代就不应该再生孩子了，行房就会减少”。所以就形成“开始早、间隔长、结束早”的现象，于是平均下来，那时一个中国家庭一般生 6～7 个孩子。 航：西方人生养观念真和我们不太一样，体质好像也不同，大街上一看，还没满月的娃就带出来逛街啦！ 蔡：是不一样。西方人在生养方面一般开始的会晚一些，结了婚的人平均生育率会比中国高，哺乳期很短，所以就会一直生下去，生到差不多 45岁。那么西方人最后平均会生到八九个孩子。这个东西是个人在做选择，用费孝通的话来讲就是，一套生育制度已经安排好了，人只是在这个模子里面走。 航：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目前塌陷式的人口状况是跟政策，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递进的进程息息相关的。 蔡：对，政策有作用，但其实很小。举例来说，中国台湾，基本上全世界（生育率）最低，（一对夫妻平均生）1.1～1.2（个孩子）。他们没有执行相应的政策吧，也没有强制性措施吧！再有中国香港，也一样；新加坡，也一样；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一样。再看我们身边，美国的华人（平均生）1.4～1.5（个孩子），远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这背后是中国对教育的重视，不管是对人的出路，还是对社会的进步，总之中国人认为教育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 蔡泳教授在办公室 航：越来越重视教育，所以就越来越求“质”，不求“量”，是这个意思吧！ 蔡：现在的情况是重视到了“拼”的地步。别说上大学，上幼儿园就要这样拼。前几年工作的原因，我还带着小孩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现在幼升小，那么小的娃娃，就要认识一千个字……那么你说在这么个环境下，你怎么可能生很多孩子呢？ 航：我们坊间流传着“鸡血孩子”的说法，说的是孩子的家长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在揠苗助长，唯恐输在起跑线上。 蔡：所有东西都是有外部性的，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了作用，放松后有的是两个孩子，有的还是一个孩子。那么一个孩子的家长，经济上我们想当然地觉得他就要相对宽松一些，他就一根独苗，肯定要像你说的：精养。于是就开始送小孩子学钢琴，送小孩子学奥数……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会让别人有压力；第二，他会让市场上这些课程的价格一下子上去，对吧？ 所以你在这种环境下，你说“哎，我的小孩子‘散养’吧，‘放羊’吧，‘快乐童年’顺其自然吧”，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航：那么提倡“晚婚晚育”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结构的框框，对吧？ 蔡：从高校扩招，到恋爱结婚时间的约定俗成，再到连年攀升的就业压力， 大城市的房价，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大潮……一环套一环，这导致现在的年轻人 “早育”几乎变得不可能。那么晚育，回到最基本的人的生理年龄上来讲，本身对生育数量又是一重严重的影响。现在，尤其是二胎解禁以后，有不少大龄夫妻 都选择了胚胎移植，体外受精，俗话讲的“试管婴儿”。那么有一个实际生育成 功率的问题。这方面从研究上来说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有个研究：就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来讲， 控制母亲的年龄非常重要。他们做了对比试验：一组是用的希望受孕的高龄妇女本人的卵子，一组是采用社会捐献的卵子。大家都知道，一般捐卵的，捐献者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同时，父亲一边的年龄就都是比较大的，这个一样。结果如果是用外面的，那很明显最后成功受孕的概率就高很多，但如果用自己的，一般（妇女）35 岁左右，这条指标线就真是掉得很明显。 航：我们感动于中国人波澜壮阔的生育历史，看了莫言的小说《蛙》里的描述，反观如今我们国家的生育现状……当然，小说是艺术作品，不能真正当作历史纪实来研读。…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