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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冰凌先生从事幽默小说创作50周年（1972年——2022年）经典回顾系列 小说作于2002年10月3日，曾载于：《小说月报》（原创版）、中国侨网、新华网、美国《东方》杂志、《星岛日报》等，经授权转载 老金睁开眼睛，扭头一看电子钟，6点02分。每天都是6点醒来，左右不差几分钟。当年车间里经常夜班会战，他带着工人干到凌晨三四点，回家睡两个小时，也就醒了，又去工厂上班。如今退休了，又被儿子金城接到美国来养老，生活和环境大变，可这习惯，仍然雷打不动。 老金穿好衣服，把地毯上的被子枕头抱上床。三人软床又大又厚，可以横躺竖躺，可以随意乱滚，但他就是不习惯，翻来覆去像浪里的船，睡不踏实。所以晚上睡觉前，他就自上而下睡到地板上，新地板毛地毯，铺上垫被，头靠鸭绒长枕头，身盖三人真丝被，睡得实在。 老金拉开垂条窗帘，俯视着平缓的山林，再遥望远处若隐若现的长岛海峡。住在这山坡上往下看，往远看，眼界宽阔，怎么看怎么舒服。两年前儿子要买这栋房子，曾经打电话告诉他。他急着说，千万不要买山里的房子，山里危险，要买就买城里的房子，城里人多安全。儿子在电话里笑着说，在美国恰恰相反，城里空气不好，房子又挤，黑人又多，才不安全呢。儿子还向他解释说，山里的房子最安全，越是山里面越安全，房地价越贵，那叫高尚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他当时被搞糊涂了，到了美国才明白，山里的房子是高级。 十二年前，儿子来美国自费留学，书没好好读，整天泡在餐馆打工。打了三年工，赚了些钱，自己开起了外卖店。开了三年店，卖了外卖店，又买了堂吃店。几年经营下来，生意蒸蒸日上，又娶了一个早年来美的台湾姑娘，买了名车洋楼。这洋楼上下两层，大小十八个房间，配有车库地下室游泳池，周围还有一大片绿草地，总共花了三十多万美金，乘上八，折成人民币就要二百五十多万。老金心想，这比当年资本家还“资本家”！要是这洋楼能搬回去多好，可以让亲朋好友看看，那才叫风光。可惜搬不回去。 老金到美国来已经四个多月，刚来还有新鲜感，现在已经没有了。语言不通，又不会开车，整天困在家里，感觉好像被软禁一样。儿子是孝子，想尽办法让他舒服，让他开心，但儿子一天到晚忙老饭店，还要开新餐馆，根本没有时间带他出去玩。只好挑好吃的东西买，两个大冰箱塞得满满的，专门装了“小耳朵”，让他天天能看到中文电视节目，又订了《侨报》、《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让他看到来自各方面的消息。有吃的听的看的，就是没人聊天，老伴早几年去世了，没有唠叨话了，耳根清静了，心里却发闷。在国内时候，工厂大院里，同事老友每天相聚，聊天下棋搓麻将，时光过得飞快，还能解闷。可到了美国，没人讲话了，舌头都发硬。儿子叫他给国内亲朋好友打电话，而且叫他随便打。儿子舍得，他舍不得，除了打给大儿子家，和孙女讲讲话，最多给相好赵淑娟打个电话，甜蜜一番，也是有限的甜蜜。一是心疼电话费；二是赵淑娟对他坚而不定，在他从车间主任的位置退休后，一度对他疏远了，这使他心凉了好长一段时间。虽说他到美国，赵淑娟又回心转意，但他的心已热不起来。后来再想想赵淑娟曾经对他的好处，想想那些又惊又险的偷欢，他也心平气和，不再计较了。 刚来的时候，老金不敢接电话，一听到电话铃响，心就哆嗦。碰到讲英语的，他就和哑巴一样，讲不出话来。后来“哈啰，三Q，古拜”也学会几句，胆子就大了。再有电话铃响，他伸手接来，张嘴就是一句“哈啰”。碰到讲英语的，他照样用汉语对待，让对方知难而退。然后，他一声响亮的“古拜”，做到善始善终。 老金强迫自己习惯这种孤独的生活，有时想这是悠闲，就享受悠闲。有时想这分明是煎熬，那就煎熬吧。比起住在工厂大院那些同事老友，自己不是皇帝老爹？ 十点钟，金城穿着睡衣步下楼来。儿子瘦高身材，直直的一个长人，瘦而不薄，反倒显出精干。老金觉得儿子这点像他。 金城一见父亲，就满脸堆笑问：“依爸，早饭吃了吗？” 老金说：“吃过了。我煮粥了，你也吃一点。” 金城拉开冰箱门，倒了一杯橙汁，说：“我到餐馆去吃。” 老金说：“还是吃点粥好，有米肚子实。” 金城说：“好，我吃一碗。” 老金帮儿子盛了一碗粥，摆下三碟小菜：肉松、小酱瓜、豆腐乳。 金城喝了一口粥，说：“要是有咸橄榄干就好了。小时候，天天吃咸橄榄干，都吃厌了，现在反倒想吃咸橄榄干。人啊，也真有意思。” 老金说：“那时候是穷，没办法。你知道我们福州人为什么一天到晚吃粥？稠稠厚厚的？因为米紧张啊。煮不起饭，就煮粥，太稀了，人吃了没力，所以，就煮成绸稠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时候，粮店里还要搭配百分之五十的番薯片，番薯米……” 金城说：“想想依爸依妈养我们三个兄妹也真不容易。等到我们大了，我也赚钱了，依妈又升天了。明年是依妈五周年祭年，我回国一趟，到乡下买一块墓地，让依妈住得舒服一点。” 老金说：“金城，我以后就和你妈一起住了，你墓地买大一点。” 金城笑了：“依爸，你现在千万不要想这些事。你做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现在就是享福，好好享福。我买了这么大的房子，就是让你住的。” 老金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不可能一直住在美国，再住一个两个月，我还是回去。六十年了，住在福州，住习惯了，厂里宿舍，几十年同事老友，也有人讲话。” 金城说：“啧，我也没时间陪你。” 老金说：“我帮不上你忙，已经很不好受了，还怎么能要你陪我。” “哎，依爸，你可以帮我……”金城双眼放亮，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对！依爸，你来做‘听雨楼’老板，总经理。我正好新店要开张，人手调不过来。我今天早晨还在和贝蒂讲这件事情。” 老金摇着头说：“这怎么可以呢？开玩笑。” 金城说：“可以。依爸，绝对可以。第一，你做车间主任二十多年，有经验。第二，你人很威，不要讲话，人都怕你。” 老金说：“我对餐馆那一套不熟悉，心里没底。” 金城说：“依爸，都没关系。餐馆事情几天就熟了，厨房里面有大师傅管，你代目一下就可以了。大堂、酒吧有经理，你做总管，总经理。” 老金说：“还有，英语呢？我不会讲，碰到洋人怎么办？” 金城说：“那更没关系了，你又不要收钱，不要端菜，那些维特（Waiter侍者）、凯雪儿（Cashier收银员）全包了，酒吧有巴腾德（Rtanaer调酒员），还是洋小姐，由她去做。你就在柜台里，看看报纸喝喝茶，累了，小房间里倒一倒，有事情没事情出来看一下。有你盯在那边，下面人也不敢乱来。餐馆里面，什么事都好做，就是一件事很难做。不要看餐馆只有二十多个人，有内地来的，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什么人都有。内地里面有广东人、福州人、上海人、浙江人，相当复杂，很不团结，一天到晚都是吵架，我哪有时间去劝呢？” 老金说：“劝什么？下面人有点矛盾好，争来争去，你在上面平衡平衡就可以了。要是下面人都很团结，团结得和一个人一样，那才不得了，那就来对付你了。他们之间没矛盾，就是他们和你的矛盾了。那才真叫你头痛呢。” 金城睁大眼睛：“依爸，你这一套厉害啊！相当有道理！到底你在车间里当主任这么多年，管人绝对有一套。依爸，你去整理整理，今天就去，做‘听雨楼’总经理。” 老金说：“这怎么可以？还要商量一下。” 金城说：“依爸，这又不是在国内，提拔一个主任，还要上级讨论，党委通过。这是我们自己的餐馆，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老金拍拍脑门：“嘿嘿，习惯了。可以啊，我今天就去。”说完，他披上外套。 金城急忙拦住父亲：“依爸，你又不是到车间去，可以随便穿衣服。你今天是去做饭店总经理，就要穿得体面。把我给你买的几套西装拿出来，挑一套穿，还要戴上大花领带，以后每一天都要这么光彩。就是平时穿休闲装，也要穿大红大花的。你看隔壁白楼那个老依伯，七十多岁了，穿着大红衬衫，看上去和青年哥一样。美国老依伯老依姆都是一样，越老穿得越红越花。依爸，以后那些从国内带来的白衬衫蓝裤子都扔了。” 老金说：“留着留着，我带回去还可以穿，或者送给乡下亲戚穿。” 这时，金城太太贝蒂也下楼来了。金城把刚才的意思说给贝蒂听。贝蒂拍手叫好，转身上楼取了几套西装和领带，挑了一套藏青色西装。老金到房间里换上西装。金城又帮父亲扎上领带。贝蒂惊叫一声：“哇！爹地好好酷噢！” 老金低声问儿子：“什么叫酷？” 金城说：“酷，就是派头。依爸这一套西装一穿，就是总经理的派头。” 贝蒂挽起丈夫的手臂：“爹地穿上西装，比你还酷。” 老金不好意思笑了笑：“哪里哪里，我人已经老了。” 贝蒂说：“老了才有魅力噢。‘听雨楼’那些小姐太太保证会被爹地迷倒的噢。” 老金坐上儿子的林肯新车，直驰“听雨楼”。员工们已经陆续到齐。金城把大家召集到大堂，说：“大家都认识了，这是我父亲。从今天起，他就是‘听雨楼’中国饭店总经理。大家有什么事情就找金老总。” 老金向大家点一点头，说：“同志们好。” 大家笑了。油锅师傅老钱说：“首长好。”大家大笑。惟有酒吧小姐戴安娜一头雾水，耸着肩，看着人笑。 未完待续…… 冰凌简介：本名姜卫民，旅美幽默小说家。祖籍江苏海门。1956年生于上海，1965年随家迁往福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曾任《法制瞭望》杂志编辑部主任。1994年旅居美国。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纽约商务传媒集团董事长、纽约商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际作家书局总编辑、《纽约商务》杂志社社长、《文化中华》杂志社社长、《国际美术》杂志社社长、海外华文媒体协会荣誉主席、杭州冰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州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兼职教授、福建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河北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客座教授、阳光学院客座教授等。197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从事幽默小说创作与研究，出版《冰凌幽默小说选》《冰凌自选集》《冰凌幽默艺术论》《冰凌文集》等著作。 Read more

  *美国南方出版社让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自序  我出生在桂林，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一座小富即安的城市。  千百年前有古人吟诵它：“桂林山水甲天下。”  新中国后有诗人歌唱它：“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一座城市，能让外乡人评价如此高，还拥有流芳人间的诗句，家喻户晓的赞美，足矣。  外乡人是这么看桂林的，看的都是它的“表”，不知的是它的“里”。  那么，桂林人又是怎么看自己的呢？  桂林人说桂林有“三宝”：辣椒酱、豆腐乳、三花酒。  桂林人也说自己有“三多”：“卯哥”“卯妹”“夜屎佬”。这三多是什么意思？无从考证，无法言传，但可以意会。我问过许多桂林人，老的、少的、学堂里的、市井上的，大概的意思是，朋友聚会抢着买单，自己又没有太多的钱；朋友遇事抢着帮忙，自己又没有太大的权；有侠气仗义却不在“道”上，喜张扬自我却不在“理”上，让旁人一眼就知道他的半斤八两，这种人属于卯哥。见了大款认干爹，见了靓仔叫哥哥；拿起麦克能唱，端起酒杯能喝；你说她傻吧她又不傻，你说她精吧她又不精，这种人属于卯妹。而夜屎佬呢，是指一些大事做不成，小事不肯做；肚中半吊子，满嘴跑火车的人；他们喜欢张家长、李家短，说是“好心”吧，而实际上又起了挑拨的作用。  哈哈，敢于自嘲和拿自己调侃，这还真是桂林人的一种风格，一种幽默，一种胆识，一种文化。  如果要我来说说桂林，恕我嘴馋，最先想到的那就是桂林米粉，其次是腐竹。还有一个是柿子，那种蜡黄蜡黄的、硬邦邦的、切开以后里面有脆脆的“心”的柿子。  如果还要我说说，桂林还有什么让我感受最深，嗯，那就是桂林的“风水”。我一直觉得桂林这座小城的地理环境有点问题，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弱”，南北方向“强”。一条漓江由北向南，造成了整个桂林市的城镇走向。沿经市区的漓江两岸，应当说都是些小山小水，山不峻峭、水不湍急。人们依水而居，沿山而作。如此秀秀气气、悠悠缓缓的山水自然正与桂林人的性格相呼应：清秀有余，雄浑不足；散淡有余，进取不足；精明有余，成事不足。而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却是有大山大水的，如东面有“大不过尧山”的尧山；西面有“高不过侯山”的侯山，以及在明朝以前隐山一带有方圆七八百亩水面的西湖。这些本来可以平衡阴阳、平衡刚柔的东西方向的大山大水，却在历史上都被桂林人忽略了。  好在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忽略得到了一些补救。上世纪90年代初桂林两江机场选址筹建时，我就随当时的桂林市规划局局长李向前兄去过那里。面对着一片片杂草丛生、坑洼起伏的坡岭，向前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斥方遒”地比画着对我说：  “以后你回来，迎接你的将是一座世界水平的机场！”我被他感染了，兴奋了，新机场建设在桂林西部，将会有多大的一片土地被桂林划进去啊。  果然新机场建成后，桂林市区便将临桂县吞并了，桂林城市的版图向西扩张了许多，市区的格局就不再是一条狭长的江滩了。城市方正了，更加丰满了，整个“风水”也就变了。这几年回桂林时一出机场，当车辆行驶在宽敞的机场路上，目睹着楼盘林立的临桂新区，心胸也随之宽敞了起来。  宽敞起来的心胸会滋生起一种幸福感，会让我觉得因自己是桂林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我想我该写写我在桂林的曾经了，该写写我的桂林了。  1985年间，我去向大画家吴作人求学，曾好奇地问过他：“吴先生，您究竟是安徽人，还是苏州人？”因为传媒上既有说老人是安徽人的，也有说老人是苏州人的。面对着我的疑问，吴作老答：“我是安徽苏州人。”我一愣，满脸疑愕。他笑了：“安徽是我的祖籍，苏州是我的出生地，如果我说我是安徽人，苏州人会不高兴，他们会讲你生在我们苏州，喝我们苏州的水、吃我们苏州的粮长大，却不认自己是苏州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如果我讲自己是苏州人，安徽人也会不高兴，他们会说，没有我们安徽，哪会有你父母啊？又哪会有你啊？他们会觉得我这是忘了祖宗。”  我顿悟，极佩服吴作老的睿智和幽默。  我告诉他，我和他在这方面也有点像，我出生在桂林，可是我的父母却出生在江苏南通。因此南通才是那个被我填入籍贯的地方。  吴作老依然一笑，称我为“江苏桂林人”。  在我人生的六十年间，屈指算算，掐头去尾只有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桂林度过的。离开桂林的四十年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再说桂林话。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写文章、看书读报心中默念的时候，竟都是桂林话。很多次，我试图强迫自己改用普通话默念，但又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桂林方言之中。  什么是根？也许这就是答案之一。  母亲生我时的医院叫“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桂林人叫“保健院”，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起点。该医院离我家居住的东镇路很近，走路也就十来分钟。它的大门前，有我童年时桂林市区仅有的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上的一个车站，那是我家出行的起点与终点。 （郁钧剑幼时）                                       那时的桂林很小，就靠这一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在火车南站至火车北站的区间，来回往返，沿途串联起汽车站、南门桥、五美路、阳桥、十字街、凤北路、保健院、观音阁、虞山庙、北极路、抗战路等这十来个民生聚集点，便使这座因山清而休闲，因水秀而慵懒的小城增添了流动，焕发了生机。  保健院又像是一根扁担，挑起了整个桂林。  如果再把它比作一个轴心，那么我在桂林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可以说都是围绕在它的身旁消磨流逝的。  我读的三皇幼儿园，在它大门前的马路正对面。我读的中山北路第一小学，在它左前方的叠彩山前，我读的广西师范学院附中，在它背后的宝积山下。就连我家在桂林一共居住过的三个地方，东镇路、八角塘、骝马山都在它辐射的东西南北间，都不过二十来分钟的路程。  唯有1971年我考上了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驻队到了当时已经被停办了的依仁路“群众文化馆”里时，才算稍稍偏离了它的视线。  彻底挣脱掉桂林的束缚，是在1979年3月，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随后离桂赴京，踏上了一条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奋斗之路。  从此桂林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但逝去的日子像秤砣加码一样，在我的心头越来越重。父母在世的时候，桂林是我情感中的寄托与依靠，父母去世了，桂林是我情感中的惦念与牵挂。  母亲早父亲一年去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清明前，我在武汉有两场演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演出时的节目顺序安排我在“倒二”的位置。中午吃饭时我向主办单位提出，能否在下午演出时将我调换到前面。坐在一旁的董文华、解晓东、许戈辉等其他演员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开玩笑地嚷嚷：“不行不行，郁哥你要是先出场唱了，火了，我们就没法接了。”  我向他们解释说因为有事，必须要在清明赶回桂林，而武汉又没有飞往桂林的航班，我只能赶下午六点由武汉飞广州的班次，再换乘晚上九点广州飞桂林的班次，如果我还在倒数第二个唱，就赶不上飞机了。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