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BBC 2023年1月27日 莎娜·圣克莱尔（Shanna St.Clair）的手机闪了一下，是凯瑟琳。 莎娜记得，她连招呼都没打就开始说了：“听着，我想在你在新闻上看到前告诉你。我用了另一个代孕妈妈，她刚刚生了孩子。” 莎娜坐下让自己镇定下来。这是她怀上凯瑟琳孩子的最初几周，不过凯瑟琳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她不是凯瑟琳找的唯一的代孕妈妈。这意味着什么？凯瑟琳还想要莎娜怀的孩子吗? “我希望你早点告诉我。”莎娜鼓起勇气说，“明天我做体检后我们再谈好吗？” 凯瑟琳同意了，挂了电话。 数个小时后，莎娜给凯瑟琳发了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吃惊，但我为你感到高兴。享受你的宝贝。等我检查完再谈。” 凯瑟琳没有回答。第二天她也没有打电话来。 闯入代孕世界 莎娜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发现了代孕的世界。当她的三个孩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乡下的家庭农场外面玩耍时，她喝着热饮，全神贯注。 她了解到“传统代孕者”，这些女性的卵子与精子提供者的精子受精然后怀孕，以及“妊娠代理孕母”，这些代孕母亲被植入他人受精卵。 她发现了“商业代孕”和“利他代孕”之间的区别。商业代孕是指女性有偿怀孕。 该文章赞成代孕。它认为，即使是商业代孕也是对单身父母、不孕夫妇和想要自己亲生孩子的LGBT（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等）家庭的一份礼物。 对莎娜来说，她突然灵光一闪。 她刚满30岁，轻松怀孕了三次。她和丈夫都不想再要孩子了。 “我可以成为妊娠代理孕母。”她想。 为了加入代孕机构，莎娜和她的丈夫填写了成堆的调查问卷。莎娜说，他们接受了心理学家和医生的评估，并与律师进行了数十次会议。 几周后，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对名人夫妇詹妮弗和马克读了她的资料，想在纽约和他们见面。 莎娜立刻和他们熟络起来。 第一次代孕客户介绍了下一家 “他们都是好人。”她说，“他们努力去了解我的生活，了解我的孩子们。” 莎娜的报酬将包括去试管婴儿诊所的旅费、酒店、燃料、食物以及她在怀孕期间作为理发师的日常工作中失去的所有收入。在三年的时间里，她收到了5万美元。 她试了好几次才怀孕。当她分娩时，詹妮弗和马克握着她的手，哭着感谢她给他们的新家庭。 所以，几个月后詹妮弗打电话来，问她能不能把她介绍给凯瑟琳，莎娜同意了。 凯瑟琳出身名门。多年来，她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在听到詹妮弗的成功经验后，她想和莎娜聊聊。 “回想起来，第一次电话谈话出现了危险信号。”莎娜说。 莎娜回忆说，凯瑟琳建议他们绕过代孕机构，以节省费用，只需要让他们的律师起草一份合同。 “然后她说，因为我为詹妮弗代孕时已经通过心理评估，我不需要再做一次。” 莎娜同意试三次。 首先是一个叫做“循环”的过程，即代孕者和卵子捐赠者通过每天注射激素来同步她们的经期。然后，莎娜和她的丈夫亲自前往试管受精诊所，在那里受精卵将被放置在莎娜的子宫里。 凯瑟琳正等着他们，光彩照人，穿着漂亮。 莎娜走过去拥抱她，但凯瑟琳退缩了。她不喜欢拥抱。 莎娜说，凯瑟琳告诉莎娜，放置时她会和她在一起，但很快就得离开。她的司机会把他们送回旅馆。 私下里，莎娜想：“这不会像詹妮弗和马克那样。” 第一次尝试怀孕没有成功。第二次尝试的前晚，凯瑟琳邀请莎娜和她的丈夫一起晚餐，并给他们讲了私人飞机和设计师家具的故事。莎娜穿着黑色紧身裤和百货公司的运动衫，坐在豪华的餐厅里听着，她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莎娜说，第二天，在生育诊所，凯瑟琳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凯瑟琳说，也许是因为莎娜太紧张了，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她递给莎娜一片安定片。 “不用了，谢谢。”莎娜回答。 但是凯瑟琳没有放弃。 “她一直在说，‘你有什么问题，莎娜？一粒药不会伤害你，’我觉得我不能争辩。”莎娜说。 莎娜把药丸放进嘴里，却趁凯瑟琳不注意时小心翼翼地扔掉了。 同样，莎娜没有怀孕。他们又试了一次。 这一次，当他们在诊所见面时，凯瑟琳大部分时间都在给母亲打电话，为他们其中一所房子的室内设计争论不休。她几乎不跟莎娜说话。 十天后，好消息来了。莎娜的hCG（一种由胎盘产生的激素）水平表明她怀孕了。 “我很高兴。”莎娜说。 另一方面，凯瑟琳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凯瑟琳告诉她，她不想太兴奋，因为之前的代孕妈妈怀孕了，然后遭遇了流产。 莎娜说：“很抱歉，我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 “都是她的错。”莎娜记得凯瑟琳这样回答。 凯瑟琳说，这位代孕母亲在机场等了12个小时的航班去探望身体不适的父亲。 莎娜说，凯瑟琳接下来的话让她惊呆了：“我告诉她不要旅行，但她还是去了，看看发生了什么！死婴。” 几天后，莎娜的hCG水平略有下降，但医生告诉她不要失去希望。Continue reading “为名人代孕是什么感觉？一位代孕妈妈的两次截然不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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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乌克兰代孕母亲
来源：纽约时报 记者 MARIA VARENIKOVA, ANDREW E. KRAMER, LYNSEY ADDARIO 乌克兰基辅——为躲避炮击，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代孕母亲蜷缩在地下室几个月，最终带着家人和她为外国客户所怀的未出生孩子离开了战火纷飞的乌克兰东北部。 她说，之所以能这么做，全因为她的雇主——一家代孕机构——提供了经济援助和在首都基辅的一套公寓，以确保她和孩子的安全。尽管一开始即使面对炮击也不愿离开哈尔科夫的家，但她现在很高兴能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 “如果不是诊所说服了我，我是不会离开的，”她说。 维多利亚是数百名代孕母亲中的一员，在这痛苦的七个月里，她们在空袭警报响起时四处寻找安全的地方，在防空洞中努力活下去，然后逃离被毁的城镇，为国外的父母生下孩子。 在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一直是代孕服务的主要提供来源，是少数几个允许向外国客户提供代孕服务的国家之一。经过春季的暂停之后，代孕机构正在恢复工作，令这个许多没有孩子的人所依赖的行业得以复苏，但批评人士称这个行业具有剥削性，即使在和平时期，伦理和实务方面的问题就已经非常复杂。 俄罗斯上周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导弹，这更突显了该行业危险的经营环境。 在采访中，十几位代孕母亲表示，她们获得的额外经济支持让她们能够离开被围困或经常遭到炮击的地区，从而帮助确保了家人的生存。但在某些情况下，代孕行业也让这些孕母面临居家时不会有的新危险，比如离开占领区时，她们需要通过俄罗斯设置的检查站。 和其他同意在基辅一家诊所接受采访和拍照的代孕母亲一样，维多利亚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女性有隐私方面的顾虑，另一些则有安全方面的顾虑，要么是担心留在俄罗斯占领地区的亲属，要么是因为她们自己在那里的种种关系。 代孕机构也在适应这场战争。除了帮助代孕妈妈和她们的家人转移到更安全的城市外，在孩子的生理父母艰难克服战争和疫情障碍抵达乌克兰之前，一些机构还不得不设法照顾孩子。一家名为Ferta的小中介公司的老板斯维特拉纳·布科斯夫卡把几个婴儿带到自己家里照料了几个月。 人们原本担心该行业会崩溃，尤其是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俄罗斯试图占领基辅，但没有成功，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忧被夸大了。尽管南部和东部地区还在战斗，远程导弹袭击的风险仍在继续，但目前乌克兰西部和中部的生活基本稳定。 “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和诊所BioTexCom的医疗主管伊霍尔·佩切诺哈说。“我们设法把所有的代孕母亲从占领和炮击下救了出来。” 但是，几个月来，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生育来赚钱的女性不得不首先保护自己的生命。 在首都郊外，代孕母亲在逃离被占领土时，睡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汽车里，面临俄罗斯士兵的审讯，还要住进地下避难所。 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一家机构的代孕母亲所生的19名婴儿被困在基辅的一个地下室托儿所里。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内，生理父母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联系到他们在乌克兰的孩子，但是到了8月，所有的婴儿都回家了。 BioTexCom公司负责人阿尔伯特·托奇洛夫斯基说，战争并没有降低代孕对渴望孩子的夫妇的吸引力。“他们很着急，”他说。“‘我们正在打仗’这种解释，他们听不进去。” 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前，BioTexCom公司每个月让大约50名妇女怀孕。自6月初以来，该公司已经开始有至少15例新的妊娠。 托奇洛夫斯基说，利用这项业务带来的资金，代孕妈妈们已经从位于前线的城镇和俄占区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比如基辅。 许多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视代孕为“工作”——按照医生的说法，这个词避免了对她们所怀婴儿的情感依恋。在基辅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大约20名女性在公司的接待区排队，等候做检查或为怀孕做准备。 每个人都有跟战争有关的故事要讲：关于死里逃生，关于让人痛苦的损失。包括维多利亚在内的所有人都表示，她们的动机是钱、对自己孩子的爱以及保护他们的愿望。维多利亚和乌克兰的许多代孕母亲一样，为中国客户代孕。 “我这样做是为了钱，不过有何不可呢？”28岁的奥尔哈说道，她从今年夏天开始了新的代孕。她补充说，“我身体健康，可以帮助有钱”而想要孩子的人。 战前，代孕生意就在乌克兰蓬勃发展，通常情况下，代孕妈妈生一个孩子就能拿到约2万美元的酬劳。这场战争使得财务安全变得更加紧迫。 由于代孕需要9个月的周期，代孕机构无法根据事态发展——比如上周的导弹袭击——随时决定继续还是停止业务，而且怀孕的母亲无法转移到乌克兰以外不承认代孕父母监护权的司法管辖区出生。 战争给代孕妈妈、客户和医务人员带来了许多新的困境。维多利亚和她的家人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麻烦：她的报酬将帮助他们生存下去，但在她从剖腹产康复后，不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这家人一直住在基辅诊所租的公寓里；她的家乡哈尔科夫仍然经常遭到炮击。 BioTexCom的中国客户张宗（音）是费尽周折终于抵达基辅的人之一。他说等待的过程非常痛苦。“因为战争，我非常担心，”他说。 他说，见到六个月大的儿子时，他既兴奋又感觉有点奇怪。“当他们让我抱他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张先生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每个人都抱他，都喜欢他，而我并没有那么特别。” 但他补充说，这只是暂时的。“等他长大了，”张宗说，“我可以给他讲这个故事。” Andrew E. Kramer负责报道前苏联国家，他所在的团队曾因对俄罗斯如何以隐蔽的方式扩大影响力的系列报道获得2017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AndrewKramer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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