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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BC 记者：劳拉·普利特（Laura Plitt） 一个周日的早晨，弗洛伦西亚·卢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拿起电话给她兄弟姐妹打电话。 她告诉他们，“在家里等我。我需要跟你们说话。” 她收拾了几件随身物品，走出门，来到大街上。其实，这一想法已经在她头脑中酝酿了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 但一直到12月的一个早晨，她才鼓足勇气逃离修道院，过去12年中，她一直在修道院过着静默修女（cloistered nun）的生活 – 几乎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 正是这段经历启发了这位阿根廷女性，赚写了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小说《The Song of the Hours》。 虽然卢斯并没有被强迫关在修道院，但她称她在这一宗教机构所经历的控制和心理操纵让她无法离开。 她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传统街区的中产家庭长大，如今她认为当初那样做是因为自己的困惑，需要在一个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她还认为理想主义以及她从精神导师那里得到的糟糕建议加起来导致她走上了错误道路。 虽然卢斯承认，她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有“美好的时刻”，但却因为许多琐碎担心的日积月累而受损，这些与她刚进修道院时所渴望的那种精神生活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才走出去。 她目前跟丈夫和女儿居住在新泽西，她向BBC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早年生活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有5个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 虽然过去常常参加弥撒，但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信教。尽管我高中上的是一所世俗学校，但它的宗教氛围很浓。我19岁时开始考虑从事宗教职业。 在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学习农学时，我感到了“召唤”。它来的迅猛而突然。我还记得上帝召唤我的那一刻，很完美 – 它有强烈的肉体感觉。我有一个神父精神向导，他告诉我关于修道院的事，并说我是过那种静默生活的理想人选。 但我现在回想这一切时，我认为当时的“宗教召唤”其实是谵妄和质疑的一部分。而今天，我认为那是我碰巧遇到的事情，并试图去拥抱它，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离开家。 就像也同样生活在传统和保守环境中的我朋友一样，他们出于想离开家的缘故而结了婚，而我正好碰到了可以去修道院的可能性。 虽然我家中没有什么主要矛盾，但家里人很多，很吵。我想要自己的空间。那是一时冲动的错误。我当时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世界做点事。 “如果你真要杀，请先杀我，我愿意献出生命。” 做出决定 我父母反应非常不好，他们无法理解我的决定。我的兄弟姐妹则说我疯了。 在进修道院前，我有许多朋友。我喜欢交际、爱运动。我还有一个男朋友。 但当我去跟修道院院长谈话时，我没有考虑任何事情。我变得非常狂热，决定加入修道院。他们立即就接受了我，从没告诉我要等待和思考一下，或是先完成我的学位再说。他们也未对我脆弱的信仰提出任何质疑。 当他们告诉我修道院生活时，对我来说似乎很完美。 修道院规矩 一进修道院，就要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只带了一个袋子，里面有几件简单衣物 – 不能把书、收音机或是任何私人物品带进来。 他们指派一名年轻女子来带我，她带我参观修道院，并为我解释每天的日常以及规矩，因为进入的是一个必须遵守很多规矩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保持沉默，例如，在做饭、打扫卫生，或是去上课时都不允许讲话。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可以自由讲话。 黎明前起床，然后有许多礼仪式祈祷 – 唱赞美诗和集体祷告 – 以及冥想、学习、工作和更多的祈祷。 为家人祈祷，或是为他们指出的冲突而祷告。例如，现在将会为乌克兰战争而祈祷。 这一切由修道院院长来决定，她每天都会收到报纸，她会剪下那些被认为大家都有兴趣的文章，然后把它们放在我们都可以阅读到的房间里。 但信息被过滤、审查。没有其他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就是院长，或是家人告诉的消息（如果他们来修道院看望的话，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其理念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将人引入一种冥想的境界，并膜拜上帝。 渺小世界 我变得非常喜欢修道院里的姐妹们。她们都是很注重精神世界的人，她们成了我的家人。但我现在知道其实也有很多矛盾，因为那是一个极其封闭的环境，许多规则也得不到遵守。 人们期望能够获得精神上的纯洁，把自己献给上帝。但这一目标太远大了，很少有人能做得到。而且，能看到许多人都不应在那里。会发现那是一个充满嫉妒和竞争的世界，在这里有不同群体和个人希望能往上爬，就像在一个公司里一样。 修道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院长是所有修女的最高精神向导。她是唯一一个允许你倾诉个人冲突世界的人，而且，她自己也经常处于矛盾中心，因为开始被她吸引，并争相希望自己能得到她的喜欢和恩惠。 跟其他修女的感情也是如此Continue reading “静默修女的故事：我是如何“逃离”12年修道院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