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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BC ■作者 约翰·赛尔夫 (John Self) 传说中的西比林神谕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城市，有一个女人向市民高价出售12本书，书的内容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知识和智慧。他们拒绝了，认为她的要价很荒谬。于是，她立刻烧掉了一半的书，然后提出以双倍的价格出售剩下的六本书。市民们还是嘲笑她，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太确定。她又烧掉三本书，剩下三本价格再翻一倍。人们犹犹豫豫，因为生活艰难，平日里遇到的麻烦似乎倍增，所以他们再次拒绝了她。最后，只剩下一本书，而市民们终于支付了女人开出的天价。她独自离去，给那些人留下的只有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知识和智慧。 书籍承载知识。它们是思想的传播者，通过空间和时间传播自我复制的想法。我们忘了一件事：书页或屏幕上的那些标记可以让一个大脑和地球另一端，或这个世纪另一端的一个大脑联通、交流，那是个怎样的奇迹。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说，书籍是“一种独特的便携式魔法”——便携式和魔法同样重要。一本书可以随身带着，可以藏起来；那是你自己的私人知识库。（我儿子的日记本挂着一个无效但具有象征意义的锁。）书中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威力，以至于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做法是将某些字词留空：例如脏话，任何阅读 19 世纪小说时遇到“d–d”的人都知道，或者那些过于危险而不能诉诸笔端的词，比如一些宗教文本中上帝的名字。 书籍承载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也正因此，书籍对当权者 —— 政府和自封的领袖之类人物 —— 构成威胁。他们希望垄断知识并控制公民的思想，而对书籍行使这种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下禁令。 禁书有着悠久而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但它并没有消亡：它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1982年，针对书籍在学校、图书馆和书店遭遇日益加剧的挑战，“禁书周”启动。这个“庆祝阅读自由”的年度活动迄今已持续了 40 年。 即使识字率有所提高，就像英国19世纪末开始实施教育法之后，书籍仍然很昂贵，特别是那些文字和思想最持久（可能也是最危险）的高端文学作品。直到 1930 年代，随着信天翁出版社和企鹅出版社问世，大众对优质平价书籍的需求才得到满足。 而与此同时，对书籍的禁制也即将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因为后来成为文字审查员的人竭力跟上新书激增的步伐，这些新书使读者接触到新的颠覆性的思想。但是，20世纪禁书行为扩展之所以最令人惊讶，却是对这种“保护”的渴望竟如此普遍。 “败坏思想” 例如，今天，中国政府还在不断针对学校里那些“不符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偏离正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书籍发布禁令 —— 这些是可以灵活使用的经典词汇，适用于因为任何原因不被当局许可的一切书籍。（尽管“学生们反正也不会真的去读这些书，”2020 年一位教师在清理学校图书馆书架上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时这么说。） 俄罗斯的禁书方法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冒险，因为这个国家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大量伟大的作家——无论是否自愿。在苏联時代，政府试图像控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控制他们的阅读习惯。 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前一年在意大利出版，但没有在苏联国内出版。他获诺奖激怒了苏联当局（国家控制的媒体称其为“艺术上肮脏、恶意的作品”），以至于他被迫拒绝了这个奖项。 政府鄙视这本书，因为它并不包含庆祝俄国革命的内容；它包含的是宗教色彩，颂扬的是个人价值。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到了《日瓦戈医生》的“巨大宣传价值”，遂设法安排在俄罗斯境内印刷。 苏联对书籍的禁制导致了为自我出版（samizdat）写作的兴起。诸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诗歌得以保存，应该归功于这一潮流。政治异见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对samizdat 如此解释：“我自己写，自己编辑，自己审查，自己出版，自己发行，自己为它坐牢。” 但是，西方人如果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无疑是在自我安慰。当书籍被禁，或者试图禁书时，苏联当局的论点和其他地方没有不同：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普通人免于接触腐败思想，因为他们太弱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 在英国，禁书令往往是针对被视为色情淫秽读物的打击工具。一般来说，那通常是利用法律的粗暴力量来阻止社会变革的努力；这种策略总是失败，但对于目光短浅的当局来说它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许多作家都因为跟英国反淫秽法打了擦边球而声名大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写《尤利西斯》（Ulysses）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有警察盯着，我还是要把一切都纳入我的小说里”——这本书1922 – 1936年期间在英国被禁，而负责实施禁令的司法官员只读了该书732页中的42页。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纳入的“一切”包括手淫、咒骂、性爱和上厕所。 DH 劳伦斯（DH Lawrence）是一个特例。劳伦斯的作品经常包含他以崇敬恭谨态度相待的性行为，英国检察长发起的一场打压运动持续了许多年：烧毁他的书《彩虹》，拦截他的邮件以没收他的诗歌《三色堇》，还突袭了他的艺术展。 这场仇恨打压运动直到作者去世后依然在持续 —— 当企鹅出版社1960年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即招致起诉。那场诉讼案的庭审举世闻名：出版商招募了数十名作家和学者来证明这本书的文学品质，不过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 拒绝了他们的邀约。法官警告陪审团不要依赖文学专家的言辞体现了当局对普通读者的不信任：“就这样让工厂的女孩子们看这种书吗？” 陪审团一致裁定企鹅胜诉，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令人回味。三年前，英国政府试图对这本书下禁令的 60年之后，再度出手，禁止当年呈递法庭的那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售给海外买家，以便“找到一位（英国）买家来把我们国家历史的这一重要部分留在英国”。 保持思想活力 与此同时，在美国，禁书行为堪比对书籍持久力的某种形式的礼赞。在这样一个世界Continue reading “禁书 —— 什么书“危险”到必须禁止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