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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比较》杂志社 陈永伟 诺贝尔奖评委宣布将2022年年度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 BenS. Bernanke）、芝加哥大学的道格拉斯·戴蒙（Douglas W.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的菲利普·戴博维格（Philip H. Dybvig），奖励他们在有关银行与金融危机上所作出的工作。 诺奖得主伯南克的两大贡献：大萧条研究与“金融加速器”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伯南克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曾在纽约经营着多家药店，但由于大萧条的到来，他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41年，他发现狄龙地区有一家药店出售，就带者自己的妻儿一起逃离了纽约，搬到了狄龙。伯南克的父亲菲利普·伯南克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但讽刺的是，这位海军战士大部分的军旅生涯却是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度过的。在那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个军用物资供应点。退役之后，菲利普去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攻读戏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那儿结识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埃德娜。很快，菲利普与埃德娜坠入了爱河，并一起回到了狄龙的老家。不久之后，他们的孩子伯南克就出生了。 从很小开始，伯南克就体现出了国人的聪慧。小学六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拼字比赛，一举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冠军——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一个单词中多拼了一个字母，他就是当年全美国的冠军。 伯南克在哈佛度过了自己的本科生活，并在1975年从那儿毕业。在此之后，他进入了哈佛边上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在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宏观经济理论。伯南克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大萧条，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话题。 1979年，伯南克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了斯坦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1983年升为副教授。在斯坦佛期间，伯南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萧条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认为相比于货币供给的下降，金融系统的失灵是造成大萧条的更本质原因。1985年，伯南克跳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在那里，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一起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BGG模型。从1996年开始，伯南克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在任职期间，伯南克礼贤下士，招来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充实了经济系的科研和教学实力。例如，经济学界著名的“大嘴”，2008年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伯南克任职期间力排众议引进的，而他在伯南克任职美联储期间，却成了其最坚定的批评者。 2002年，伯南克被布什总统提名进入了美联储，担任理事。2006年，他又接替了传奇人物格林斯潘出任了美联储主席，直到2014年。卸任后，伯南克进入了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现在，他是该学会的杰出研究员。 大萧条和金融加速器 在学术研究上，伯南克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二是对“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探讨。 在宏观经济学中，对大萧条的解释一直被视为是“圣杯”。在伯南克之前，已经有很多著名学者对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大萧条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大萧条源于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伯南克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以上这些观点的综合。和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类似，伯南克认为大萧条的发生确实是源于流动性的紧缩，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当时存在的金本位制度。正是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盈余国对黄金流入进行冲销，从而引发了货币收紧。而这种货币的紧缩又通过了金本位制度传导到了整个世界。伯南克在书中援引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越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从大萧条中复苏越快，从而反证了金本位制度的存在乃是大萧条的根源。当然，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讨论了供给因素的影响。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工资刚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巨大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名义工资，而这显然会造成更多失业，让大萧条持续更久。 由于对大萧条有深入研究，相比于同期的宏观经济学家，伯南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他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就是这种关注的体现。 所谓金融加速器，顾名思义，就是金融系统对于冲击的放大和加强作用。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Agency costs， collateral，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和他的合作者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伯南克之前，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曾提出过一个融资结构无关的理论，也就是著名的MM定理。根据MM定理，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那么企业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受到融资结构的影响，其价值也会独立于融资结构。伯南克和格特勒认为，在现实中，这个假说显然不成立。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因而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会高于内部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充足的现金流量和高资产净值会从两个渠道影响投资。直接的，它本身就可以构成内部融资的来源，从而激发企业的投资意愿。间接的，它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抵押品，从而减少外部融资成本。当企业受到冲击时，其现金流和净值当然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本身又会进一步放大冲击的效用，由此，金融市场对冲击的放大效应就出现了。在伯南克看来，金融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这种放大效应就越明显。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会延长周期，造成周期的放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出现于1989年的论文，但它作为一个名词正式出现却是在1996年与格特勒，以及西蒙·吉尔切菲斯特（Simon Gilchfist）合作的论文《金融加速器与安全投资转移》（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中。此后，三位作者又在1999年的论文《一个数量化商业周期框架中的金容加速器》（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中对这个思想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模型表述。由于三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分别为B、G、G，因此这个模型经常被称为是BGG模型。 在BGG模型中，金融加速器效应被融入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它清晰地告诉人们，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经济冲击是怎样通过金融市场放大的，而金融市场的效率又是如何影响金融加速器的大小的。除此之外，BGG模型还为央行的干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央行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率对于实际收入的影响来实现的——当利率更低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就会更高，因而有效需求就可以更大。而考虑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后，利率对于经济的作用渠道就更多了：当利率降低时，企业的净值将会增高，这会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会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显然，这个发现对于日后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应对金融危机是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美联储里的陌生人 2002年初的一天，正在学校办公的伯南克接到了一个来自华盛顿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是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他代表总统小布什询问伯南克，是否有兴趣改变一下现状，走出学校，去为美联储工作。 接到这个邀请后，伯南克犹豫了。对于他这样一个旧居象牙塔中的人来说，为联储工作将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他将远离他熟悉的教学和科研，辞掉刚刚担任不久的《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注：《美国经济评论》是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杂志，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担任该刊的主编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甚至自己的女儿都要离开她的伙伴，跟自己转学到华盛顿去。不过，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学以致用的冲动最终说服他说服了自己，于是他向哈伯德回应道，愿意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这场“面试”进行得十分轻松愉快。在询问了伯南克几个问题后，小布什总统就认定他是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合适人选。在经过了一些例行的审核之后，小布什于5月正式提名了伯南克。8月，伯南克就在格林斯潘的见证下，正式宣誓加入了美联储。 伯南克加入美联储时，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但在那段时间里，伯南克却一直过得不太开心。作为一名学者，他在更多时间里更像是美联储里的一个陌生人。 在货币大师格林斯潘操刀的货币政策之下，经济增长稳定，通货膨胀平稳，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大萧条出身的专家，对经济危机的忧虑却总是萦绕在伯南克的脑中。在对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演讲（这也是他加入联储后的第一次公众演讲）中，他表达了这个看法。他指出：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通货紧缩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依然可能出现，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联储应该对其有所应对。不久之后，他又在两次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当时的多数人都对伯南克的看法不以为然。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普通人认为大萧条绝不可能重来，甚至连多数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1995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