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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音乐广播有一档节目近来经常伴我散步，叫做《古典也流行》。 如果是三十年前，在我百听不倦费翔的“读你”，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张学友的“吻别”的时代，有人对我说，你三十年后仍会喜欢这些歌曲，我定会立即全盘否认且大为不屑，流行是年轻人的特权。 时光如同那些磁带那些光盘，旋转过三十载。我不仅仍旧在听这些流行歌曲，而且泪点极低，还经常听着唱着和着，酸酸楚楚地落下些浊泪。 但我从不是追星族，对出国后，也就是近二十年的流行歌曲及歌手的了解，都很落伍。昨天高中女友D发来这样一段话，是她的朋友写的。“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外州的好友D赶到美国康州金神赌场的体育场看邓紫棋的演唱会。用D的话说，这是一个60后和一个70后去追一个90后。为了这场演唱会，大家都挺拼的。邓紫棋就不说了，漂洋过海地来看我（们），10小时前凌晨一点刚唱完一场两小时的演唱会，现在又披挂上阵，再战江湖。D更不用说了，她儿子今天的钢琴比赛都不去看了；D虽有近二十年驾龄，却从不敢上高速走远路，今天为了看邓紫棋，也克服“恐高症”拼了，雪地里开着车来了。她是邓紫棋的炒粉（超级粉丝），我呢，只能算邓紫棋的凉粉（不冷不热）。演唱会过程无需赘言。反正当邓紫棋在台上痛苦地唱：“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我在台下举着葡萄酒杯，灌下几口Chardonnay，然后扯着嗓门跟邓紫棋一起吼：“放不下你是我活该！”回家的路上，天空又飘起了雪。路滑车堵，两小时的车程变成三小时。只有我，悠然地坐着，微笑着回味演唱会的梦幻。” 我是听古典音乐长大的，从记事起，家里的留声机里永远是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肖邦、施特劳斯。父亲是哲学家，但对古典乐曲有着惊人的记忆和理解。随便给一个曲子的开头，他可以告诉你它的作曲家和曲子的内容。在与父亲为数不多的交流中，有一幕是这样的：父亲从他小山般的稿件中抬起头，转身告诉我，他在放的某个奏鸣曲中正演绎着一场怎样的狂风骤雨。过了一两分钟，他又说，这一段是雨后的宁静和谐。我也酷爱这些震撼的旋律，记得自己曾经站在床上蹦着高喊：“我要做柴可夫斯基”。每天放学进门，那些奏鸣曲、钢琴协奏曲、小夜曲、 幻想曲、圆舞曲一定在家中绕梁，令我心安。 初中开始，流行歌曲在大街小巷蔓延，亦在我心中迅速成长。尽管我一直有种难言的内疚，隐隐觉得对不住父亲，如同本应该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却偷看小人书《小兵张嘎》。于我，古典音乐如江翻海涌，对心灵的冲击力过猛；而流行音乐如小桥流水恰细柳拂面似情人呓语，贴心走心。我离前者越来越远，与后者越来越近，而且我一直以为两者对立不兼容的，好像你或者是阳春白雪或者是下里巴人。 直到最近的一天，重温了白岩松《痛并快乐着》。他提到，“人们习惯于将音乐分为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和世界音乐，不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分类，音乐就是音乐，不同的心情下不同的音乐会给我们相同的安慰和启示。我是一个喜欢古典音乐又喜欢流行音乐的人。“ 我顿时释怀，好像一个几十年的迷雾化开。 转回去说邓紫棋，看了几首她的歌的歌词，想到为什么60后70后仍会喜欢她，喜欢她的歌。就像当年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也许有几分故作理解，有几分佯扮深沉，而三十年后，在”外面”历经沧桑饱受风雨之后，再唱起来，心中沉淀的同感痛感，早已不必再伪装。 优秀的流行音乐可以如此常驻，也正如古典音乐，它们都最为贴近灵魂，有词无词，都会让你近于无法控制地思念一个人，一个季节，一段路，一方时光。 古典可以流行，流行也可以古典。 Read more

前些日子，微信里习主席卷起裤脚自己打伞的照片，很是亲民的流行了一段。对那把伞没有特殊感觉，直到今天眼帘里映见这把伞，它遮住了雨水，却引发了泪水。 三浦友和为山口百惠撑的一柄伞。 而且不是因为三十多年前曾经将百惠的“《苍茫时分》”翻烂，句句能祥，不是收藏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图画照片，不是因为遍遍看过哭过她的影视，甚至不是因为自己的男友也死于白血病而对“血疑”有不朽的悲情，此时此刻的感动，完完全全是这悠悠一柄伞，与三浦友和山口百惠曾经的星际灿烂，光芒四射无关。 这篇题为“跨越岁月的偶像——山口百惠，但愿你这样被时光善待 ”文章里，有两张他们在伞下的照片：一张中他们都还年轻，他们的鼎盛时代，三浦友和撑一张酱紫色的伞，两人在伞下开心的笑着。那张大大的油纸伞应该只是道具，因为它优雅地垂在两人的背后，装饰大于实用。而另一张显然是近照，百惠已是略略发福的中年，随意朴素的着装，一副金色边眼镜，更像学校老师。三浦友和走在百惠的右侧，他左手撑着伞，伞的大部分都在百惠的头顶，他自己基本在伞的外面。我落目到这张似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照上，泪水悄然滴落。 原来我们需要的并不很多，原来所有的轰轰烈烈、威震四方都可以是过眼云烟，原来爱情无需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原来天长地久、岁岁年年可以如此简单，原来你只需要一个为你撑伞的人。 一个为你撑伞的人，一个为你一生撑伞的人，一个为你撑伞可以淋透自己的人。 三浦友和在新近出版的自传《相性》中写道，“原来山口百惠也有很大的脾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她在生活中有幸福也有不如意，但总体来说，还是幸福更多。幸福并没有秘密，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因为同样的事情而欢笑，即使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让我们感到开心。” 原来幸福也没有秘密，不过是能一起喜欢生活和生活中平淡小事，哪怕是在雨中，在雨中的散步，因为那一小方世界里，是你和那个为你撑伞的人。 原来幸福也不是一开始就契合，是在修正中不断的磨合与体谅， 从前撑伞为自己，后来撑伞不再是为自己。 文中还说，前几年山口百惠的大儿子来到中国演出，访问时候他说，自己的母亲，正享受着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作为孩子的他们只知道母亲是歌手，剩下没有太多的印象。“我们家的氛围比较轻松，很多事情都是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妈妈每天很早起床准备大家的早餐，然后做一些家务，洗衣服之类的。出道后，我才感觉到父母的影响力。” 在起起伏伏是是非非的的演艺界，共同经历三十的风风雨雨，能有如此的从容淡定，如此的简单而温馨，不过是因为有一个，专心，为你撑伞的人。 Read more

我们六十年代的一群是在“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压榨”的教育中长大。到了地球这半边，在给“资本家”工作二十多年后，更多的感受却是美国公司中人性化的一面。 1.     奥运精神 我们公司每年在拉斯维加斯开全球销售年会，至少有五六千人参加。记得2008的那届，年会也刮起奥运雄风。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员工比在美国本土的不少，各国职员进入会场的顺序居然效仿奥运，按国名的英文开头依次入场，也有高举国旗的领队，各色旗帜飘扬，气势非凡。虽没身着运动服，大家也都气宇轩昂，颇有“我来，我赢，我征服”的豪迈。会后的活动也全盘“奥运化”。公司租了一个大型体育馆，举办各类体育项目。记得自己打了乒乓球，轻胜老美同事。印象特别深的是“战斗”到最后的足球赛，大家层层围观，用各种语言加油助威。南美国家的足球爱好者们临时组建的“南美联合队”，险胜各亚洲国家的同事们当场凑成的“亚联队”。体育，一个规则，共同目标，毋需语言交流，脚下的功夫配合就能踢出团队建设。 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年会的结束仪式。公司把刚刚结束的残奥的若干获奖选手都请到了会场中心，也是一番乐声嘹亮、鼓声震耳的奥运式入场。他们都真正的身残志不残，还有几位代表发言，公司老总亲自为每位选手送上一份丰厚的奖金。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2.     追求幸福 与各大公司的年会相仿，我们还会请几个名人作客、演讲。有一年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电影《当幸福来敲门》（Pursue of Happiness）的原型Chris Gardner先生。 很多出色的企业家也是公众演讲的高手，Chris讲述自己的经历，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他说有些真情比电影的镜头更加凄惨，片中有个细节是父子俩有一晚无家可归，最后在公共卫生间勉强藏身。“其实那晚无处可躲，是在寒风刺骨的街头熬过的，而让儿子与自己遭受那样的境遇，我的心情比冬季的纽约更为冰冷。“讲到此，静静的场内开始有低低的啜泣声，我早就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禁不住如小溪般流淌下来。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大男人们哭泣，身边的男同事们也在悄悄擦拭眼角。 从那样潦倒的底层到今天的身价不菲，虽然是美国人最喜欢的经典由贫致富（Rags to riches）的故事，但是亲耳聆听其中的点滴细节，其中非凡的苦难与挣扎，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励志与抗争，让你的心灵受到直接的冲击震撼。 他的演讲结束后的掌声，真的完全可谓经久不息，那是几千人同时真切地敬佩与感动。此后我们还请过奥林匹克游泳金牌得主，维真集团老总Richard Branson等，后来在女性高管会议上，也听过脸书的Sheryl Sandberg的演讲，无论什么职业怎样的岗位，他们都共显逆水行而不弃的精神，护邻爱家回馈社会的人文关怀，无一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Read more

阴差阳错地从热能工程专业大学毕业以后的几年里，我都一直“贼心”不死。从八岁就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写作的我决计改换门庭。 不过，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从工科到文科的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我孤军奋战，“创造性”地另辟蹊径 – 考广播电台，考研、考双学位，每次都那么近又那么远。其一甚至是新闻专业的双学位，觉得自己是乐于且擅长与他人沟通，愿意做好听众，又喜欢别人的故事的人。也许正是所有国内的努力都撞了南墙，所有在中国驾驭中文的职业理想都宣告破碎了以后，出国才势在必行的。 直到来美多年，直到文字已经见诸大刊小报，美国一知名中文报纸请我做记者。考虑到自己销售工程师的繁忙工作，我竟然还犹豫了一段。不过，在美国实现了诸多梦想以后（包括电台主持梦，舞蹈梦、模特梦等等），记者梦仿佛是顺理成章地要圆。 数月之后，我却感到也许自己是不适合做记者的。从写作伊始，我的风格就是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型的；而新闻报道则多为“某时某地某事”的纪实叙事型的，不能掺加个人的灵感与性情，究其实与我心底的创作冲动与燃烧南辕北辙。我甚至担心新闻的思维及写作模式终将妨碍甚至阻挡我的真爱， 我需要的是灵感的源泉，是自由的放飞，而不是僵硬刻板的事件。 正在有些彷徨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找到报道与创作间的切合点– 人物专访。清楚地地记得第一次访谈的对象，在美打造出时装品牌及化妆系列的中国女强人。尽管我对时装、品牌一窍不通，但是她白手起家的练力与定力，她对商业的前瞻与眼光，给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甚至是几个世界的窗口。 从此不仅采访了很多在美的华人企业家，也有不少中美文化界和娱乐界的著名人士。 采访了书法家，对中国文化的底蕴，翰墨纸砚的精妙有了直感；采访了京剧大师，对从未入门的国粹有了粗浅的认知；采访了国内古筝第一人，对民乐及音乐界的现状有了概念；采访了著名的旅美画家，学习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区别特征；采访了中国正红的歌星大腕，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平凡的爱心。 诸多业界名人，虽年纪、性别、背景、环境各异，都有共同之处 — 谦逊宽和，这正是真正的大家大师的修炼品质。不仅低调，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做人的重要性 — 只有做人到高处、至完美，艺术才能高尚。采访欧阳中石老先生的一位学生时，他说，“书法是人的‘心电图’， 看其字，知其人。”何止是看字识人，一个人的内蕴修养都是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语，一轻望一回眸中显示的。 采访对象有共性，亦有个人的独特魅力，超凡故事，鲜活生动真实有力。他们耀眼光环下与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家务事，他们盛名背后的一波几折、跌宕起伏。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同行业、不同阅历、不同圈子的人，总能给你启发和新悟，你与他们的故事、与故事的主人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在一两个小时采访中，他们呈现给你一个浓缩版的人生，你也高密度的接受日晒雨淋，颇有经风雨见彩虹的体验。 其实人物专访很劳心费神，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文章的成形过程，都漫长而艰难，要写出一个有特色而立体的人，绝非易事。但是渐渐地，我甚至会感到肩负的记者责任– 让更多的人感同身受，去了解去理解各样的人生，有何等的意义。 一人一世界，何况他们的世界很精彩，他们精彩的也丰富了我们的精彩。 Read more

近来四处掀起极简生活的浪潮。周国平在“生活的减法”中说，因为不同民航的不同行李规定，他从北京到了圣地亚哥，从两只箱子精简到一只，最后的结论是“多日下来，并没有感到缺少了什么”。 其实，这个感觉我二十年前就深有体会。那次我们家楼上楼下都要换新地毯，不仅要搬动大件家具，很多零散的东西也要装箱，减少地面上的堆积。地毯换好后的数月，我都没有去打开那些箱子，日子如常，生活照旧，完全如周国平所言，“并没有感到缺少了什么“。我那时来美国三四年左右，正处于什么都想拥有的“资产积累”阶段，2000平方英尺的房子在一两年内迅速显得拥挤混乱。然而，那数月“装箱”的日子，我切切实实地感悟了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 无独有偶，曾经有篇题为“我曾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我现在住在40平米公寓里“的贴子。作者格雷厄姆· 希尔是 LifeEdited.com和TreeHugger.com的创始人。年轻时卖掉自己创立的互联网公司，夜间家财万贯后，置地买房以及各种奢侈品，甚至雇人做他的私人采购，后来却发现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带来快乐，反而成了负担。在接下来的15年，经过无数旅游，一次爱情与各种经历领悟到了简单的生活才能 富足，现在他在纽约住40平米的房子。 我每次住在旅馆都有这一略有傻气的疑问。“咦，宾馆的卧室、卫生间都比家里几卧几卫小得多啊，我的全部家当也不过是只小小的箱子，可我过的很舒服惬意啊，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嘛。 是啊，我真的需要这么大的房子，还是攀比的心理在作怪。有位“留守“在美的夫人甚至感叹，家里有几个房间一年也不会进去一次。 即使不是虚荣，也是日积月累，房子越住越小。曾几何时，购物是我的最爱（可能是每个女人的最爱），那份满足和惬意似乎是其他娱乐不能取代的。曾经脚被撞骨折，除了管孩子做饭洗碗的基本内务，外事活动包括逛商场无法照旧。几个月里没添衣进鞋，在家专心写作，充实满盈。有时走过衣帽室，撇过一排排衣服，多数经年未上身；几十条皮带，从来没系过；五颜六色的围巾，曾有几条在风中飘过；还有各式的包包都静静地等待被再次鼓起；更不用说拥挤不堪的鞋柜，一半被尘封零落。这样的加法有什么意义呢？ 这几年来开始在做减法了，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捐东西，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捐出去几箱，而且不无喜悦地发现，家里空了，心中轻了。 我的目标是多余的钱如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体验生活，其中一大部分是旅行（而不是旅游），是自由地万水千山走遍。物质不必丰富，而经历和头脑不能不丰富。“翅膀缚了金的鸟儿不能飞翔”，围坐在一堆无用的东西里，怎能望高登远，放思想于海阔天空。 生活的减法的等号这边应是心的丰富，灵的自由。 Read more